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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3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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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伯承：1961年1月26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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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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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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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3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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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170577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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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14章 在道孚、炉霍、甘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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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翻雪山到甘孜——刘伯承批判余天云——整顿干部思想——张国焘为南下辩解——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怀疑——争取藏族上层人士——民族关系的改善——红军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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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康道炉战役计划》，从1936年2月下旬起，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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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空前艰苦的行军，一路上红军要翻越两座大雪山——夹金山和折多山。算起来朱德、刘伯承等原一方面军的同志已经是第三次经过夹金山，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也是第二次了。这次是冬季行军，天寒地冻，比前两次困难得多。红军指战员显示了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又有了一定的经验，一天就翻过去了。下山时连人带马，一齐往下滑，滚得如同雪球一般。折多山位于丹巴至道孚的路上，海拔5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时常发生。刘伯承、李先念率领红30军在前边开路，为后续部队提供了经验。红军做好了充分准备，每人带上三天粮食，把一切可以御寒的衣被、毛皮、辣椒、干柴都收集来，头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夜间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红军的衣服都冻成了冰筒子，满头满脸都是冰霜，身体弱些的就爬不起来了。第二天天一亮，红军就向山顶进发，终于在中午前翻过山顶。折多山又被红军征服了。比起北上的中央红军只爬过一次夹金山，四方面军二过雪山，三过草地，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心里明白。同样都是红军，跟着毛泽东和跟着张国焘，命运居然是如此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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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红军总部抵达道孚，尔后又进驻炉霍。川军的李抱冰部也是草包，一战即溃。30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川西重镇甘孜。蒋介石封的“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望风而逃，在瞻化（今新龙）被当地土司俘虏，交给了追击的红4军。这样，到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至瞻化，北至金川的广大地区。甘孜、道孚、炉霍一带是以前红军没有到过的地区，经济状况比懋功、大小金川稍好一些，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休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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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本来不打算在这里久住，只想筹足粮食即刻北上。这时消息传来：二、六军团已经转战到滇西北地区，准备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建议：四方面军在现地休整，等待二、六军团的到来，大家一致同意。不料4月1日，林育英突然来电强令四方面军南下。电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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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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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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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川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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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的电报使四方面军领导人感到难以理解。南下明明已经失败了，中央却命令四方面军再次南下，这岂不是要断送四方面军吗？这可能是中央判断张国焘要带领二、四方面军逃亡西昌，其实谁也没有这个想法。权衡之下，朱德下了决心。不改变行动计划，四方面军还是原地休整，筹备物资，等二方面军来会合，共同北上。这样，四方面军在道孚、炉霍地区住了三个多月，在长征中是一段较长的平静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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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打仗，大家的神经都处于紧张状态。一旦闲下来，部队中许多问题就表现的突出了。部队管理、思想政治工作、民族关系、根据地建设，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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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豫皖和通南巴时期，张国焘大搞肃反，杀掉了一大批干部。红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和黄埔军校出身的干部，几乎被他杀光了。他借口提拔工农干部，搞任人唯亲。只要忠于张国焘，不论能力如何，都可以很快提拔起来。徐以新回忆：“张国焘有个特点，他要奖励哪个干部就用个人名义奖励，找到他那里去，陪他住几天（住在警卫班），出来以后就是提拔。对犯错误也是照这个办法，叫他到那个警卫班住几天，若是好了就从轻处理，若是不好就送保卫局。”[2]这样搞的结果，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打仗勇敢，但作风粗鲁，政治素养差。此时发生的余天云事件，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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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天云，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6年生，1927年参加黄（安）麻（城）暴动，1928年入党。在鄂豫皖时期以作战勇敢晋升很快，1932年任红4军36团团长。1933年由团长直升为军长。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几次负伤。打仗不怕死，但也不讲究战术，就是硬拼。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个人本质是不错，但没什么头脑。南下时指挥31军打了败仗，1935年11月被张国焘撤职，送到红军大学学习，任高级指挥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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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大学的总教官刘伯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人，同时又以作风严谨、治军有方，在红军中享有盛誉。张国焘虽然因为刘伯承反对他另立“中央”罢免了刘的总参谋长，但是在军事业务上不得不服刘伯承。他说：“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对此，张国焘是赞成的。鉴于南下失利的教训，所以他希望刘伯承把军事正规化的知识传授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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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余天云偏不信这一套，进了红军大学不久，便公开顶撞刘伯承。张国焘听到的反映是“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所以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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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非像张国焘说得那么简单。刘伯承从余天云的傲慢、愚昧行为，看到了流氓无产者习气在四方面军干部中的流毒之深，也感到了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教育的必要性。余天云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搞愚民政策的恶果。所以，刘伯承要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的四方面军政治刊物《红炉》第1期上。文章题目是：《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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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指出：余天云的错误思想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教育。他说：‘只要打得仗就够了，还说什么政治工作政治生活？土地法令打不得仗也是空事，政治文件用不着看，政治军事也用不着学，进学校就是坐保卫局。’所以他入党几年来才参加过一次党会，他在当36团团长时骂散过团总支大会，反对政治工作。”这种人“不知道我们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唯一领导的重要。我们红军更应该加强党的领导教育，以为领导这战争的先决条件。单就上述不说政治，不看文件，不愿学习的现象来说，那党的领导和教育又从哪里去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