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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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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20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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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来电在二、六军团中引起一片欢呼。大家在为与中央接通联系而高兴时，却没想到这封电报并非中共中央所发，而是张国焘发的。当时张国焘已与中央分裂，他掌握着红军的密码，所以收到了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的电报。他以总部名义和二、六军团联系，直到甘孜会师前，中央对二、六军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张国焘没有透露党内斗争情况，二、六军团自然也不知道。朱德回顾这段历史说：“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没有中央指示的。我们发报都是经过他（张国焘）。当时有关打仗他不得不听我的，但有关政治方面都得听他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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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初期，红二、六军团是独立行动的，这反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束缚和损失。1935年11月，国民党军队加紧对湘黔根据地的围剿，本来就不富裕的根据地经济更为困难。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二、六军团计划转移。萧克说：红军的计划“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所以，二、六军团这次转移不是流寇式的无目标移动，也不是搬家式的逃跑。大家想打几个胜仗就转回来，所以是轻装出发。行李是最简单的，粮食只带几天用的。1935年10月23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红军在大庸附近的潭口突破敌人的堡垒防线，迈出长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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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一开始向东打，急行军插到湘中最富裕的新化、辰溪等地。敌人以为红军要打常德，威胁长沙。吓得湘中各县县长和土豪纷纷告急，请求调兵。蒋介石命令樊崧甫、李觉等五个纵队包围红军，二、六军团准备在晃县的便水打一仗，制止敌军的追击。但是指挥上出了岔，六军团与敌军打了一天消耗战，没通知二军团就西行了。任弼时带着军团部住在龙溪口，也不知道六军团已经走了。贺龙和关向应见六军团阵地上不响枪，估计他们走了，赶紧派部队去抢占龙溪口，才避免被敌军切断。贺龙干脆使出一计，第二天大摇大摆地行军。敌军以为有埋伏，也不敢追。红军西行到贵州石阡，在那里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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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忽东忽西，变化无常，搞得国民党军惶恐不安。第三纵队司令樊崧甫奉命追剿，在湘西山区跟着红军打转。出发时长官、家属、幕僚一行十几抬轿子，在山区根本没法走。樊崧甫只好把闲杂人员和轿子都扔掉，带着部队爬山。他抱怨说：“部队从慈利到溆浦已走了不少迂回曲折的山径和田岸路，仗没有打，行军就累死人。坐飞机汽车的大人老爷们哪管你的死活，按照他们的愿望，下个命令限你按期到达，否则以贻误戎机论罪，直叫官兵有冤无处诉。”他怕贺龙打埋伏，不敢走山路，绕大道行军，连红军的影子也见不到。追了些日子，听说红军过了芷江，还要向西走，就请示长沙的何键、刘建绪是追堵还是送行。何、刘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希望能把红军赶出湖南就行。樊崧甫跟在红军后面，既不紧追，也不打，保持一定距离，让红军从容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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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见红军进了贵州，命令湘军继续追剿。这个倒霉差事又落到第4纵队司令李觉头上。红军从根据地突围时，李觉没堵住，被记了两次大过，不敢不执行命令。他从黄平、龙里、贵阳一直跟到安顺，只休息了两天又奉命向威宁进发。红军在哪里，根本不清楚。在威宁李觉突然接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十万火急电令，要他第二天黄昏前赶到七星关。李觉一看地图，足有180里地，都是崇山峻岭，羊肠小道，根本不可能在指定时间到达。好在国民党军官都有一套应付上层瞎指挥的办法，李觉挑选100名精壮汉子，全部轻装，三分之一徒手，组成一支象征性的挺进纵队。背上一部小电台，预付赏金，让他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就给上司发报说他们已经占领七星关。李觉带着大部队在后面慢慢走。这一着果然灵，管他有没有红军，只要把上司糊弄过去就行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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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从湘黔根据地出发一直到贵州毕节，基本上还算顺利。尽管爬了不少山，但没有遭遇大的战斗，部队损失较小。1936年1月28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在毕节接到红军总部来电：“关于你们的行动有二：1.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2.入川一经滇渡金沙江入上以南，一经毕节入下，向南在作上下游渡大江，深入川中与敌作较大的运动战，均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一、三军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第二项是带有决战性质，只有在极有利的条件采用。”这个指示与任弼时等领导的想法一致，大家决定：“二、六军团应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黔大毕在地形、群众、粮食与反动统治力量等条件上，均有利于我军活动。故决定在该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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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毕节住了二十多天，宣传抗日，扩大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很热闹。不久，国民党军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李觉等部从几个方向压过来。贵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红军无法掌握准确的敌情，几次出击效果不大。敌军包围圈越收越紧，为了避免陷入被动，红军退出毕节，原打算向安顺方向转移。敌军又堵住前进道路，想在半路上消灭红军。任弼时回忆：“因情况变化，南进困难，改向滇东转移。”因敌军在威宁一带设防，“西南进又未成，乃被逼于毕、威道北之彝良、镇雄间狭小困难地区。在天候、给养困难情况下，敌以高度积极动作企图在该区域内消灭我军，亦为我军长征处境困难时期”。于是红军“以急行军乘虚绕过威宁进至滇东，至是，乃最后脱离黔滇川边而开始进入黔滇边广大地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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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红军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道路崎岖艰险，人烟稀少。带的粮食很快吃光了，一周内没见过苞谷、荞巴。山地气候变化大，忽冷忽热，部队饥寒交加，有的人就受不了，抱怨“不知要拖到哪里去”。掉队现象比较严重，有些在毕节参军的新战士开了小差。部队进了云南，打下宣威，情况才有好转。“给养也突然改善了，宣威土豪家里的火腿，除大批分给群众外，部队是吃不完的。山也低了，路也平坦宽广了，疲劳是被逐渐的消失着。战士们的士气明显高昂起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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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进了云南，吓坏了土皇帝龙云。蒋介石正好乘机把他攥在手心里。表面上把追堵红军的中央军交给龙云指挥，打破了龙云独霸云南的局面。第三纵队司令孙渡跟着红军到了宣威，收到红军转来周素园先生的信。他把信转交龙云，心照不宣，有意保持距离，不和红军死拼。一天，下边说在宣威郊外虎头山与红军交火，孙渡赶到前沿，“看到实际战斗情况并不像我想象中的激烈。第1旅所占的山麓及附近凹道里有密集的部队在休息的模样。我问旅长刘正富，那是不是我们的队伍？他说那就是红军。他并指着稍远山腹上搭有帐篷的地方，说那也是红军。我当即面嘱他说：对红军作战要稳扎稳打，情况摸不透，切勿轻举妄动”。夜里枪声密集，孙渡以为红军要进攻，紧张万分。天明一看，红军已经转移了。红军过了普渡河，孙渡的部队才磨磨蹭蹭地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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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蒋介石到昆明督战，拉着龙云上飞机视察前线。龙云看不清地面上是什么地方，以为蒋介石要把他劫走，心情紧张，惶恐异常。后见蒋介石从飞机上投信下去给孙渡，知道还在云南地盘上，才放下心来。谁知大烟瘾又犯了，呵欠连天，涕泪交流。下飞机时，龙云让人搀扶，如同大病一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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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25日，二、六军团在宣威以北接到红军总部电报，指示：“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3月×日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川滇边行动亦好。”二、六军团领导人研究了情况，任弼时认为：“因军委无肯定指示，我们不知是因为战略上的要求必须渡江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贺龙的意思是“这里也可以活，那里也可以生存”。王震回忆：“我们到云南时没有过江的意图，还想打回去。……当时任弼时提出一个问题：在太平天国时石达开的失败，现在蒋介石又说中央红军走那条路，会全军覆没。我们怀疑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过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不到贵州去。我们当时不知道过江后还要过雪山草地，如果知道是不会过的。”萧克回忆：“在盘县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对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黔滇边站住脚。……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是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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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总部为什么要二、六军团北上呢？张国焘开始是不积极的。朱德回忆说：“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过江不过江不是个人决定，要以敌人的力量来决定。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这里阴差阳错地把团结搞起来的。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但二方面军在会合前是不知道张国焘反中央的。在会合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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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会师的大计已定，二、六军团迅速从宣威北上，一路经过楚雄、祥云、鹤庆等地，1936年4月25日占领丽江，接近金沙江。这段路都是走公路，却不像走山路安全。龙云急于把红军赶出云南，几乎每天派飞机轰炸，给红军的行军造成很大麻烦。干部、战士被炸死炸伤的不少。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政治部把一些不能走的伤病员寄托在老乡家里，留下休养费和粮食。伤势不重的干部才骑马或用担架抬着走。多数伤员知道让国民党抓住不会有好结果，痛哭着不愿留下，搞得干部十分为难。急行军的疲劳和轰炸，造成伤病员数量剧增，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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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先头部队到达金沙江畔。虽然搞到几条船，但渡江组织得很好，短短三天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进入少数民族区域，这些地方人烟稀少，极为荒凉，一万多人的红军队伍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红军从中甸走了几百里山路到德荣，以为是个县城，可以补充粮食。谁知到德荣一看，竟然只有三家房子，以致大家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粮食没有，衣服也没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忆：西康气候非常寒冷，特别是雪山上空气稀薄，呼吸都感困难。近河处早晚很冷，日间又热，这种气候我们尚未习惯。战士在湘黔滇行动中，没有大批的准备衣服被褥。当时气候是和煦的，有些战士好似不感觉如何需要。一过金沙江后气候即顿觉寒冷，然而收集衣服已是非常困难了。当时我们的战士有些是穿单衣，甚至一层都是烂的，也无衣换洗，在搜山时亦未收集到什么羊皮衣服，被盖的缺乏是影响了战士的健康的。因受寒而致病，因病致死，这是我们一个严重的问题。……西康粮食缺乏，有些战士的掉队是因为挨了饿掉了队，常难得到充分的食料，有时弄点干粉吃又无开水，和之以冷水，吃了肚子不消化，常发生痢疾。病员中痢疾症占了一半以上。再则部队很难弄到油吃（酥油是很少的），盐也是缺乏。有些部队收集很多给养，常有战士过食无度。而另一部分常未得到而感觉饥饿，都足以致人于疾病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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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丽江到甘孜这段艰苦的行程，红二、六军团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据任弼时统计，掉队、逃亡、战斗中牺牲和负伤、因病寄养和失踪的总共有7381人。除千余伤员还能跟随行军，可谓损失近半。然而最严峻的考验是爬雪山。王震回忆：“从中甸到稻城、理化、瞻化到达甘孜等县，通过三个最大的雪山。一个是从格罗湾到小中甸的大雪山（一百几十里），正是5月2日。一个是从瓮水到易窝的大雪山，约120里，是在5月12日翻过的。最后是从那坡到德窝的大雪山，150里，是在6月1日翻过的。其次还翻了许多小雪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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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军团的行军路线，比一、四方面军更为艰苦。由于没有过雪山的经验，还按老规矩梯次行军，结果吃了大亏。甘泗淇说：“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以致死亡近百。由白松到茨乌走错了路，过了一雪山死亡亦数十。由东南多又过一雪山，4师当时因前面被番民破坏道路阻碍我军部队走不动，后面部队仍在山上，突然天变下大雪，冻死近40人。13团亦因前面队伍走不动停止被冻死近30人，6师亦死亡数十，仅军直死亡较少。”然而，与四方面军会师的信心并没有动摇，在贺龙带领下，红军战士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耐力连续翻过大小雪山，走完了会师前最艰难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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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四方面军这里又活跃起来，掀起了迎接二、六军团的热潮。4月12日朱德、张国焘就通知陈昌浩：“二、六军北上已成事实，四十日内可接通。望努力筹集资粮，完成4、5两月战斗准备工作，必能争取会合二、六军团和实现北上的胜利。”4月20日红二方面军接近金沙江，朱德、张国焘又通知徐向前，要他做好接应准备。4月27日，朱、张命令徐向前派32军前往雅江、稻城路上迎接，在瞻化准备好住房。徐向前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各部全力开展迎接二方面军的组织准备工作。除了准备吃住，还要全军动手纺毛线、织毛衣，慰劳二、六军团的兄弟。徐向前强调：“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是老四和老大、老二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他的话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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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3日，六军团的先头部队16师与四方面军的32军在理化（今四川理塘）南甲洼会师。6月27日，萧克、王震率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7月1日，贺龙、任弼时在甘孜绒坝岔会见朱德、张国焘。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实现会师，这是长征中的又一个节日。在甘孜的山坡上召开了欢迎大会，口号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的藏族男女令二、六军团战士大开眼界，李伯钊率领的红军文工团演出了精彩的节目。二、六军团的同志经历了半年多的艰苦转战，这是第一次安心坐下来观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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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谭尚维回忆：“吃过晚饭后，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一件毛衣或一双毛袜子。这些东西对我们南方人来说都有点稀罕。有些人过去在乡下根本就没见过这样厚的毛衣或毛袜子，有人问指导员：‘这是哪里来的？’指导员说：‘这是四方面军慰劳我们的。人家怕我们到草地受冻，全军上下几天几晚没睡觉，剪羊毛、洗净，捻成细细的毛线，又一针一针织成的。’大家感动地把毛衣左看右看，穿上脱下，脱下又穿上。从那密密的毛线里，我好像看到它渗透着四方面军同志的汗水和深情。”[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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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红二、四方面军在此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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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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