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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25日，二、六军团在宣威以北接到红军总部电报，指示：“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3月×日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川滇边行动亦好。”二、六军团领导人研究了情况，任弼时认为：“因军委无肯定指示，我们不知是因为战略上的要求必须渡江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贺龙的意思是“这里也可以活，那里也可以生存”。王震回忆：“我们到云南时没有过江的意图，还想打回去。……当时任弼时提出一个问题：在太平天国时石达开的失败，现在蒋介石又说中央红军走那条路，会全军覆没。我们怀疑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不过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不到贵州去。我们当时不知道过江后还要过雪山草地，如果知道是不会过的。”萧克回忆：“在盘县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要我们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对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黔滇边站住脚。……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是从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来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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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总部为什么要二、六军团北上呢？张国焘开始是不积极的。朱德回忆说：“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过江不过江不是个人决定，要以敌人的力量来决定。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这里阴差阳错地把团结搞起来的。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但二方面军在会合前是不知道张国焘反中央的。在会合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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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会师的大计已定，二、六军团迅速从宣威北上，一路经过楚雄、祥云、鹤庆等地，1936年4月25日占领丽江，接近金沙江。这段路都是走公路，却不像走山路安全。龙云急于把红军赶出云南，几乎每天派飞机轰炸，给红军的行军造成很大麻烦。干部、战士被炸死炸伤的不少。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政治部把一些不能走的伤病员寄托在老乡家里，留下休养费和粮食。伤势不重的干部才骑马或用担架抬着走。多数伤员知道让国民党抓住不会有好结果，痛哭着不愿留下，搞得干部十分为难。急行军的疲劳和轰炸，造成伤病员数量剧增，部队减员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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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先头部队到达金沙江畔。虽然搞到几条船，但渡江组织得很好，短短三天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进入少数民族区域，这些地方人烟稀少，极为荒凉，一万多人的红军队伍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红军从中甸走了几百里山路到德荣，以为是个县城，可以补充粮食。谁知到德荣一看，竟然只有三家房子，以致大家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粮食没有，衣服也没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忆：西康气候非常寒冷，特别是雪山上空气稀薄，呼吸都感困难。近河处早晚很冷，日间又热，这种气候我们尚未习惯。战士在湘黔滇行动中，没有大批的准备衣服被褥。当时气候是和煦的，有些战士好似不感觉如何需要。一过金沙江后气候即顿觉寒冷，然而收集衣服已是非常困难了。当时我们的战士有些是穿单衣，甚至一层都是烂的，也无衣换洗，在搜山时亦未收集到什么羊皮衣服，被盖的缺乏是影响了战士的健康的。因受寒而致病，因病致死，这是我们一个严重的问题。……西康粮食缺乏，有些战士的掉队是因为挨了饿掉了队，常难得到充分的食料，有时弄点干粉吃又无开水，和之以冷水，吃了肚子不消化，常发生痢疾。病员中痢疾症占了一半以上。再则部队很难弄到油吃（酥油是很少的），盐也是缺乏。有些部队收集很多给养，常有战士过食无度。而另一部分常未得到而感觉饥饿，都足以致人于疾病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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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丽江到甘孜这段艰苦的行程，红二、六军团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据任弼时统计，掉队、逃亡、战斗中牺牲和负伤、因病寄养和失踪的总共有7381人。除千余伤员还能跟随行军，可谓损失近半。然而最严峻的考验是爬雪山。王震回忆：“从中甸到稻城、理化、瞻化到达甘孜等县，通过三个最大的雪山。一个是从格罗湾到小中甸的大雪山（一百几十里），正是5月2日。一个是从瓮水到易窝的大雪山，约120里，是在5月12日翻过的。最后是从那坡到德窝的大雪山，150里，是在6月1日翻过的。其次还翻了许多小雪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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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军团的行军路线，比一、四方面军更为艰苦。由于没有过雪山的经验，还按老规矩梯次行军，结果吃了大亏。甘泗淇说：“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以致死亡近百。由白松到茨乌走错了路，过了一雪山死亡亦数十。由东南多又过一雪山，4师当时因前面被番民破坏道路阻碍我军部队走不动，后面部队仍在山上，突然天变下大雪，冻死近40人。13团亦因前面队伍走不动停止被冻死近30人，6师亦死亡数十，仅军直死亡较少。”然而，与四方面军会师的信心并没有动摇，在贺龙带领下，红军战士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耐力连续翻过大小雪山，走完了会师前最艰难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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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四方面军这里又活跃起来，掀起了迎接二、六军团的热潮。4月12日朱德、张国焘就通知陈昌浩：“二、六军北上已成事实，四十日内可接通。望努力筹集资粮，完成4、5两月战斗准备工作，必能争取会合二、六军团和实现北上的胜利。”4月20日红二方面军接近金沙江，朱德、张国焘又通知徐向前，要他做好接应准备。4月27日，朱、张命令徐向前派32军前往雅江、稻城路上迎接，在瞻化准备好住房。徐向前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各部全力开展迎接二方面军的组织准备工作。除了准备吃住，还要全军动手纺毛线、织毛衣，慰劳二、六军团的兄弟。徐向前强调：“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是老四和老大、老二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他的话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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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3日，六军团的先头部队16师与四方面军的32军在理化（今四川理塘）南甲洼会师。6月27日，萧克、王震率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7月1日，贺龙、任弼时在甘孜绒坝岔会见朱德、张国焘。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实现会师，这是长征中的又一个节日。在甘孜的山坡上召开了欢迎大会，口号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的藏族男女令二、六军团战士大开眼界，李伯钊率领的红军文工团演出了精彩的节目。二、六军团的同志经历了半年多的艰苦转战，这是第一次安心坐下来观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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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谭尚维回忆：“吃过晚饭后，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一件毛衣或一双毛袜子。这些东西对我们南方人来说都有点稀罕。有些人过去在乡下根本就没见过这样厚的毛衣或毛袜子，有人问指导员：‘这是哪里来的？’指导员说：‘这是四方面军慰劳我们的。人家怕我们到草地受冻，全军上下几天几晚没睡觉，剪羊毛、洗净，捻成细细的毛线，又一针一针织成的。’大家感动地把毛衣左看右看，穿上脱下，脱下又穿上。从那密密的毛线里，我好像看到它渗透着四方面军同志的汗水和深情。”[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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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红二、四方面军在此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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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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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萧克：1961年4月29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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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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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贺龙：1961年6月5日的谈话，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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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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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贺龙：1961年6月5日的谈话，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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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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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萧克：《谈薄复礼和他的回忆录》。见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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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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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萧克：《谈薄复礼和他的回忆录》。见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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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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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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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杨匡满：《开国元戎的将军女儿》，《中华儿女》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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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