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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次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虽有斗争，但双方领导人并未因此而争论不休，而是迅速分兵北上了。这里固然有任弼时等同志的功劳，也必须指出，促成张国焘二次北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林育英的调停，朱德耐心的工作，以及四方面军上下的强烈要求。加上二、六军团到来后再添一把火，张国焘意识到只有北上才是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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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问题上，林育英做了很多工作，中央也做出了让步和妥协。1936年5月30日，林育英及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通报了国内抗日形势后，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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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已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诸兄之意，暂可采取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一致和团结努力奋斗为目的。希兄等共鉴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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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谦恭的电报，既向张国焘伸出了和解之手，也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此时，四方面军内部要求团结的呼声甚高。在朱德耐心劝说下，陈昌浩等高级干部都赞成朱德的主张。以张国焘的脾气，要他向中央低头认错是不可能的，但他明白僵下去也没好处。现在中央主张搁置争议，团结对敌，张国焘再没有理由不接受。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中央纵队（总部机关）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取消他的“中央”。他在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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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得去年一、四方面军分手的时候，敌人非常高兴，甚至瞎说是共产党的‘日暮穷途’了。自然，这类的谣言，现在是丝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曾经犯过相当的错误，但是党在斗争中一天天地纠正了过去的缺点，使自己学好，使自己健全化，并且懂得如何战胜过去的缺点。……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的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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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接着说：“关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大概大多数同志已经看过了，这决议大家要好好的去看，不要当作一个简单的通知。在决议中，我们指出了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即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的一样，国际的代表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王明）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在这样的决定之下，我们同时要反对一切企图曲解这决定的分子。我们这决定为的是团结党，使党能一致的为新策略路线而斗争，这是党原则上组织上的大团结，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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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听到这里才明白：原来张国焘还是要和中央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并非诚心诚意回到中央的领导之下。后面，张国焘语气一转，又开始清算中央的“逃跑路线”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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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则上是反对不正确路线，这是必须坚持的。自从沙窝子会议时，我们便公开出来说话，指出当时中央部分同志可以有良好的志愿，但是发现了严重错误，这是由于军事上错误，路线上、政治上的错误，这结果使五次战争受到很大挫折。当然由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单纯的问题，而是关门主义的错误了。……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们已回归到国际路线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向敌人奋斗。过去我们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相当的让步，这也是为着原则上的。我们的思想斗争是为着求得党的一致，因此党在思想斗争中有他的两方面：一向错误的路线斗争，另一方面则尽量求得党的一致。往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机械式的了解，就是犯过错误的同志已经有了转变，还是一成不变的斗争下去，这是不对的。现在陕北同志已经表示了转变，并忠实执行国际的指示，这样我们就应该一致起来，过去的争论留待将来解决。我们现在不但与二、六军团完全一致，并且和陕北的同志也取得一致了。这个伟大意义必须使每个同志们深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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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张国焘宣布了红军的组织机构。他说：“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其次，组织三个方面军：陕北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4、5、9、30、31、32军仍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四方面军总政委仍由昌浩同志兼。一方面军方面，是林彪同志的1军，徐海东同志的15军。至于陕北方面，他们北上的时候用的旗帜是抗日先遣军的名义，也看不出当时他们有成立军委或总政治部的模样。现在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方式也还是可以的。在这样的编制中也许有些人生出些疑问，即是一方面军旧的编制中，1、3军到陕北去了，只留下5军、32军在这方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对此我们应该如此了解，即是红军原是一体的，原本就没有什么人造的界限。……我们对此，就应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去了解问题，不应有旧日方面军的界限主义。过去的旧毛病应一律除掉，必须发扬互相帮助，求进步、团结一致的精神，这是非常必要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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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张国焘如何自圆其说，他宣布取消自立的“党中央”，党内分裂的最大障碍就已清除了。这是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取得的胜利，也是为后来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迈出的重要一步。所以，当二方面军来到后，大家目标一致，很快踏上了北进的路程。1936年6月28日，张国焘和陈昌浩、李卓然发布《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通知在前面的徐向前及各军首长：“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朱德在给徐向前的电报中，制订了各军的北上路线，要四方面军走在二方面军前面，开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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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9月到1936年7月，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困苦，终于再次北上了。大家的心情无疑是兴奋和激动的。陈伯钧从4军调到六军团任军长（萧克调四方面军任31军军长），和二方面军同志一起行动，感到心情舒畅。见到王震等老战友，他们彻夜长谈一、四方面军会合而又分裂的情况，感慨不已。8月2日，他们再次来到阿坝的噶曲河边，顺利渡河。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噶曲河不大，水不深亦不急，比阿坝河（大金川上游）还好过。且沿河上下尚有森林，可资架桥造船之用。但我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能过此河？怎能因一水之隔，而根本改变我们的战略方针！这样看来，噶曲河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将是一个有意义、可纪念的地名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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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军军长董振堂也是如此。当部队到达包座时，他对同志们讲话说：“我们就要与中央会合了。还是毛主席对，人家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虽然他们已经绝粮，枪都是扛着走，皮带都煮着吃了，但全体同志仍然士气高昂。董军长带头找野菜吃，鼓励同志坚持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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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则是怀着另外一种心情北上的。他回忆那个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说：“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打起反对毛周张博的旗子，是张国焘路线登峰造极的滔天罪恶。那时对于中央与一方面军北上的估计是过不去，要在路上被敌人打垮。（我们）在甘孜、炉霍是想待下去的，想休息整理保存力量，部队散得很宽，也做了些藏民工作，呆一个时期再看。这时中央已到达陕北，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大家打了一支清醒针。当然张国焘是不会变的，我自己的脑子也开始清醒了一些，证明我们过去的估计是错了，这时是1936年的春天。以后听说二方面军快来了，又做了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中央的到达陕北和二方面军的到来，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从这时起我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动，想到我们过去反党反中央是大错特错，那时与张国焘在思想上开始有距离。这时张国焘路线已开始动摇，我们想去与中央会合的思想逐渐增多了，像不孝的儿子回心转意后想回到父母怀抱一样。向前和军干部的思想也是这样。以后在那里也待不下去了，心向着陕北。二方面军到甘孜后朱总还讲了话，我也和朱总谈过要会合。任弼时来后反对张国焘的力量就更大了，这时会合的思想就更增加了。甘孜开过几次会才决定北上，这也是个关键。张国焘是不准备北上的，看到我们、朱总、二方面军都要北上，他才不得不被迫同意。”陈昌浩的说法，反映了当时四方面军中多数高级干部的思想转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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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与中央和解，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任弼时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多次长谈，了解情况。徐向前坦率地对任弼时同志谈了自己对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几点看法，归纳起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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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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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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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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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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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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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的表态十分诚恳，也合情合理，任弼时听了非常高兴，表示一定要在团结方面做出努力。张国焘对任弼时的行动很不舒服，他回忆说：“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觉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但是与徐向前等人的态度不一样，听了任弼时的告诫，张国焘“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实际上是拒绝接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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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得党内团结一致，任弼时于1936年7月10日向中央发出第一封电报，详细汇报了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况。并就党内团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电报中说：“我到甘肃应得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争论问题。”“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形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他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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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9日，在走出草地后，为了准备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任弼时又向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一电。电报中说：“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中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我已向陕北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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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在促成党内团结的同时，还做了许多好事。解救了一批被张国焘长时间关押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廖承志。廖承志在川陕苏区肃反中被张国焘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加以逮捕。在四方面军极左的环境下，廖承志甚至不敢暴露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化名何礼华。仅仅因为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才没杀他，把他一直关在保卫局，当犯人押解着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虽然知道廖承志在张国焘手中，却没有机会见到他。直到1936年2月8日才由林育英给张国焘发去一电：“廖承志、曾钟圣（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然而，曾中生已经死了几个月，廖承志还活着。这封电报并未改善他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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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任弼时来到炉霍四方面军总部，与廖承志不期而遇。廖承志回忆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以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跟着队伍向炉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同志吗？我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炉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以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