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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震：1960年11月22日的谈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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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贺龙：1961年6月5日的谈话，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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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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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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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伯钧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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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昌浩：1961年5月10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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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3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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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9篇第2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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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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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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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甘泗淇：《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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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杨以山：《葛曲草原设兵站》，载《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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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甘泗淇：《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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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17057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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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17章 会宁会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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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包围陕北——中央筹划战略转移——岷州会议的争论——张国焘准备向西进——朱德的抗争——中央命令四方面军北上会合——四方面军渡洮不成转而北上——红二方面军抢渡渭河——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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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军结束东征回到陕北。没过多久，在蒋介石指挥下，国民党军各路兵马又对陕北根据地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包围，中央红军和根据地又处在新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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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调集16个师，从四面包围陕北苏区，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黄河东岸是汤恩伯的13军和阎锡山的66、69、101师，驻守临县、石楼、大宁、吉县等黄河渡口，堵塞红军东进山西之路。驻绥德的84师和榆林的86师堵住红军北出绥远、内蒙古的道路。在延安以南的甘泉、富县、洛川是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在庆阳、合水一带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在陕北与宁夏交界的定边、豫旺堡一带是宁夏军阀马鸿逵的新7师。另外，西北军邓宝珊的新1军在甘肃的会宁、静宁、固原一线，东北军于学忠的51军在天水、礼县一带，阻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二十多万大军分布在陕北苏区的四周，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加上陕北各地土围子里的民团土匪坚壁自守，与红军为敌，毛泽东手头仅有的两万兵力，实感势单力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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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毛泽东与中央机关、红军大学住在瓦窑堡，彭德怀的野战司令部设在安边的宁条梁，准备西征夺取宁夏。形势虽然看起来很严重，值得庆幸的是距离红军最近的东北军不愿打内战。1936年4月，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到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副主席，双方开诚布公，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后，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建立了联系渠道。彭德怀与67军军长王以哲暗中来往，互通情报。东北军对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就事先与红军打好招呼，象征性地前进一步。红军的使者刘鼎等在西安设立秘密电台，向陕北通报消息。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张学良拿出钱来援助他们，表现出一个爱国者的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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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又经历了一次灾难。根据东北军提供的情报，国民党军队将向中央所在的瓦窑堡进攻。毛泽东意识到瓦窑堡难以坚守，通知彭德怀中央机关准备于6月15日以后陆续撤出瓦窑堡，向吴起镇方向转移。毛泽东让彭德怀派人察访洪德城和何连湾是否具备建都的条件，结果令人失望。这两个地点都十分荒凉，根本不能容纳几千人的中央机关。6月21日13时，毛泽东还打电报给李富春、萧劲光，让他们到吴起镇和保安（今志丹县）探访合适的地点。14时左右，一支国民党军队出人意料地来到瓦窑堡城外。事后才知道，他们是驻榆林的国民党军86师的两个营，乘红军主力在外，后方空虚，前来偷袭。当时瓦窑堡内的守军只有阎红彦的红30军262团，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掩护中央机关撤离。当时中央机关是匆匆忙忙地向保安方向撤退，也顾不上什么秩序。德国人李德走了三天，才到保安与单位会合。王平当时在红军大学，他回忆国民党军袭击瓦窑堡时，“红军大学正在集合，突然子弹从空中飞过，一时搞不清情况，林彪（校长）和罗瑞卿（教育长）带着警卫部队上山掩护，红军大学从一头撤出，高双成部从另一头进入瓦窑堡。”事后清点，262团损失严重，毛泽东指示将该团缩编为两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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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初，中央机关各部门和红军大学陆续到达保安。王平回忆：“这里地瘠人稀，极端贫困。保安说是个县城，却只有百把人口，县政府是一个破窑洞，县衙内只有四五个人，除了县长，有一个收发兼秘书，一个伙夫，还有一两个干杂事的人。站在保安高处四看，一望无际的高原上点缀着几座破庙和屈指可数的破窑洞，以及夏季仅有的星星点点的绿团，真是名副其实的穷窝窝。红军大学来到了保安，首先清理废弃的破窑洞安排好宿舍和课堂。窑洞连门板都没有，门口挂个草帘子。这地方人贫狼恶，饿狼经常在夜间跑到村子里找食吃。我们睡觉时人人枕头旁边都放一根棍子，门口搁个凳子和洋磁盆。狼进来碰倒磁盆，我们听见响声，就起来打狼。”可见日子是何等的艰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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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没地方住，钱也越来越紧张。陕北到处穷乡僻壤，苏区被敌军四面包围，再去山西已经不可能。东征筹来的款子越吃越少。虽然南面东北军给红军留了一条通道可以流通物资，但是红军没钱买东西。叶剑英和刘鼎当时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去信叮嘱：“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2]为了维持红军经费，有的部队为筹款闹出不少事来。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引起苏区百姓混乱，8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训令，严肃批评筹款中违反纪律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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