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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宁夏战役过程中，中央指示几经反复，让徐向前、陈昌浩这些前线指挥员搞不明白。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回到延安，写了一个长篇报告，作为向中央的交代。谈到渡河问题，他说：30军渡河成功后，“9军、5军急向北开进，4军、31军遏阻大路。敌人急进之下，指挥部本总部命令，随9军、5军渡河，31军亦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这时4军、31军正向打拉池前进，毛（炳文）部先头已抵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加以总部同时来电，又说4军、31军都准备在靖远以下渡河。我们到三角城时，还本总部电：‘已得毛主席同意，4军、31军即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我们等到下午5时以后，又接到总部说：‘该两军不渡河’的电报后，才向北开走。此时30军先头在击退马禄骑旅及祁明山步旅一部（马步青部）之后，即乘胜向一条山进。9军与指挥部尾后向赵家山、锁罕堡附近集结。5军因会宁损失后，即在靖远河西一带扼守休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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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不过黄河的问题上，出现这些曲折反复，是有复杂因素的。本来，夺取宁夏、甘肃，开辟西北根据地，是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决定的。毛泽东不同意张国焘躲在荒凉的少数民族区域，坚持到陕甘建立根据地，主要考虑到与苏联接近，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接济。11月3日，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和陈云曾给中共中央书记处来过电报，表示要从新疆运送物资给红军。电报说：“现已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办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办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14]这个电报，与中央发起宁夏战役的意图正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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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宁夏战役、打通国际的大方向上，中央与张国焘是一致的。但是由谁去执行这个任务，问题就来了。张国焘是不愿意到陕北与中央会合的，二次北上时他就警告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陈昌浩不相信，与张国焘大吵一场。徐向前等军事指挥员考虑到陕北的情况，也希望能在甘肃另搞一块根据地，与陕北遥相呼应。所以宁夏战役计划一下，四方面军上下都赞成。张国焘更是急于立功赎罪，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是积极的。四方面军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克服种种困难，完成渡河任务，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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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有没有个人打算呢？当然有。在通渭举行的四方面军干部会上，他就说过：“如果我们停留在甘南，在不利情况下，会被逼退往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人的截击。而且所有的红军都挤到粮食缺乏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所以张国焘力主西进，他说：“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来说，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联合抗日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从军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延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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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用心，陈昌浩看得很清楚。他后来回忆说：“他（张国焘）是反对会合的，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又要西进，到会宁后他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过河他一个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了国际路线，取得了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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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四方面军渡河不仅是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个安身之地。不仅部队过了河，妇女小孩和伤病员也跟着过去了。陈昌浩说：“会宁编制时，凡总司令部直属部队，除少数战斗部队、红校、党校及小的卫生部随总部走后，其余极庞大笨重人员都与四方指直（即方面军直属队——作者注）合编一处。指直带彩病员1500，小孩子1500，残废400多。再加上各军自己原来以及在甘南扩大的庞大直属部队（其中妇女、小孩、彩病员各军带的也不少）。所以全人数中间战斗人员至多占40％甚至38％之比例，而战斗部队中还有人没有枪的（如新兵、归队者、小孩原可驮枪者）。所以有枪者只能占全人数32％。这是西路军战斗力中及组织中最大弱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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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想法，也瞒不过毛泽东。10月26日他给彭德怀发了一封绝密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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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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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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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军占领永登是对的，9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不便利不失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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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31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敌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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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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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南线国民党军步步进逼，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渡河。毛泽东焦急万分，电告朱德、张国焘：“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9军、30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29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利，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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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29日毛泽东给彭的电报中强调：“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但是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中央要张国焘阻击南线敌军，而张国焘急于率领四方面军渡河西进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28日张国焘给中央和徐陈的电报中陈述他的部署：“估计敌人必系齐头并进，我军又必须迅速取得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一方面军此时须集结同心城，准备向金积、灵武进。二方面军此时必须得到休息机会，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4、31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4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取得物资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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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天真地以为苏联准备了大批武器装备等他去拿，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徐陈身上，盼望他们很快能打回来。另外他也不肯让4军、31军去和国民党军硬拼。彭德怀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以一方面军同胡敌周旋，削弱力量，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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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最要求同心协力，若两军指挥员貌合神离，这仗肯定打不好。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国民党军先后占领靖远、打拉池和中卫，截断宁夏通道。过河的四方面军主力与河东红军被隔断，想回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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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后来谈到宁夏战役时说：“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随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络。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4军）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又同意，实际上他又令4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20]但是指挥4军和31军阻击行动的王宏坤回忆，由于国民党军在飞机配合下向我军猛攻，4军和31军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红军被迫且战且退到打拉池、盐池、定边一带，损失相当大。他说：“有人说，这一仗没有打是因为张国焘发电报秘密命令王宏坤撤退，破坏了作战计划。但事实上我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有电报以来，我也没有单独接到张国焘给我的电报命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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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宁夏战役无法实行，中央于11月8日发布作战新计划，改为向东南方向发展，尽量向陕南扩大苏区。如果局势恶化，就筹备新的战略转移。这时胡宗南部占领海原，朱德、张国焘带领4军、31军撤退到同心城，与彭德怀再次会合。毛泽东来电告诉朱张：胡宗南主力正向豫旺堡行动，企图切断红军向陕北的退路。建议红军撤退到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一带集结，阻击国民党军进攻。毛泽东还说，已经派周恩来前往河连湾迎接朱德、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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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利形势，彭德怀也很着急。他知道“陕北根据地没有粮食，当时保安全县只有一万多人口，如站不住脚，将被迫放弃陕北，东渡黄河，这种局势是很不利的。无论如何要挽救这种形势。”[22]他致电毛泽东，坚决要求打一仗。毛泽东回电：“朱、张来保安后，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可放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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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得到指挥权，便将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和徐海东的十五军团调到环县境内的山城堡一带隐蔽，准备伏击胡宗南。在撤退时，沿路坚壁清野。陕北干旱，尤其缺水。河水苦涩不能饮用，老百姓都挖水窖储存雪水。红军所过之处，把水窖的存水都消耗干净，使国民党军处于缺水的困境，无法深入。果然，王均部停止了追击，只有胡宗南部孤军深入到豫旺堡以东。彭德怀估计敌军必然要寻找有水源的地方宿营，附近只有山城堡有水源。这里仅有几户人家，有一股细细的泉水。敌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甜水堡，下一站必定要来山城堡。果然，11月21日，胡宗南部第78师232旅在旅长廖昂指挥下，黄昏时来到山城堡宿营。彭德怀一声令下，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十五军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从各个方向发起攻击。敌军仓促应战，想与红军对峙一夜，到天亮摸清情况再打。谁知红军乘夜猛攻，搞得廖昂不知来了多少红军，部队乱作一团，大部分被红军消灭。第二天天亮后，师长丁德隆派部队前来增援，红军早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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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原来胡宗南也不是不可战胜的。胡宗南挨了当头一棒，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以后胡宗南谨慎多了，不敢轻举妄动。直到“西安事变”之前，国民党军没敢再进攻陕北红军。这使中央和红军得到一段休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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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朱德、张国焘由周恩来陪同，由河连湾起程去保安。张国焘不知中央会怎样对待他，心中忐忑不安，见到熟人就打听情况。在会宁，他与徐海东谈了好几天，详细了解中央到陕北后的情况。徐海东谈起刚到陕北时与陕北红军发生的误会，对毛泽东果断处理肃反扩大化和巩固陕北根据地的措施极为钦佩。徐海东是工农干部，性格直爽，张国焘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见到周恩来后，张国焘又听他介绍国内外形势，感叹世事变化之快，自己真是孤陋寡闻。谈话之后，张国焘为周恩来的水平和魅力折服，认识到“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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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中直机关的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朱、张两总今日即入京，每一个人都带着很热烈的希望，望他们早些到来。看见过的，是想早点看看在藏民区艰苦奋斗一年多的他们的面容是消瘦几多？未见过的同志，是想早点看到中国革命的领袖们的姿态是肥是瘦，是高是矮？尤其希望他们早点到来，使党与红军的指挥更求得统一与团结。”大家从早晨7时就在保安街道两边列队等候，直到下午3时，“看见远处泥尘起处，十数匹马跑来，大家都知道来了。一会儿，在欢迎队伍的口号声中，在歌声中，两总——久望到来的领袖，在数千人的先头，随同去迎接的三领袖们并列到来了。他们虽然是在艰苦斗争中身体瘦衰了许多，衣服是穿得单旧，但精神上仍表现出无比的英勇、坚决、喜悦、快乐。从此党更能进一步的团结指挥，更能集中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开展新的局面，是更加有保证了！这样就达到了大家许久的热望！”[24]这段描写，是当时在场的每个红军战士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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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李德也站在欢迎队伍中间。他回忆说：“我是他们到达保安的见证人。看上去他们的情绪相当低落，大多数人的衣服破烂不堪，各种各样的颜色混杂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穿着喇嘛服和藏族服的人。但是从表面的印象来判断，纪律显得并不涣散。参谋部和警卫部队的武器，简直让人不能再有过多的奢望了。”[25]与一年多以前的两河口会师相比，双方正好换了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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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笑容满面地与张国焘握手致意，亲切的情景与两河口会师没什么两样。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向红军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张国焘也讲了话，他特别强调了党内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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