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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林育英考察31军后，再次致电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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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一军全体指战员在直接受中央军委及前敌总部指挥部领导下，在政治军事学习、群众纪律各方面均有极大进步。他们正在为完成党中央、军委的任务而奋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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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但外来的威胁要大于中共党内的分歧。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和红军内部的困难，使毛泽东极为忧虑。只有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红军求得喘息机会，改善恶劣的生存条件，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和解机会。在10月、11月间，毛泽东天天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商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并亲自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与南京方面谈判。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需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使红军安心对日抗战。”在此基础上，“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5]它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只要蒋介石允许红军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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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毛泽东向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代号“小开”）下达指示，到南京对国民党上层作统一战线的游说工作。电报是从西安党的秘密联络站刘鼎那里转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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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转卢伟良并电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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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开以正式代表资格速赴南京与陈果夫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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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开的电台款4000元先从孙夫人（即宋庆龄——作者注）借用，报务员一人即送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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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七日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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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立即到南京与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进行秘密接触，表达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合作，只要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红军愿意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开赴抗日前线。陈立夫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的建议。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容共产党的存在，一定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让陈立夫转达。11月14日，刘鼎电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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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开来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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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晤陈立夫。彼出蒋意，要我方接受收编。可留三个师，（师）长以上一律遣送出洋。军事将（领）按才使用，其他人员酌量分配各种适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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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蒋企图把红军全部赶到外蒙，给苏联来解决这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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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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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苛刻的条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潘汉年连续来了几封电报，询问中央指示，还说陈氏兄弟希望与周恩来进行高层会晤。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给了潘汉年一个明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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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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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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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我只能在保存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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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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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包围陕北，准备彻底消灭红军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却不愿为蒋介石打内战。1936年4月间，张学良亲自到洛川与周恩来秘密会见，赞成共产党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主张。此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陆续进入西安，开通了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地下交通线。张学良听说红军缺衣少食，慷慨解囊相助。当时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命令他在西安、咸阳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棉衣送去。他还通过前方的王以哲军长，几次向红军输送大笔银元，为穷困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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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学良、杨虎城一再拖延，避免与红军作战。蒋介石却毫不放松，一再督促催命，让张、杨配合胡宗南进军围剿红军。这一时期，王以哲军长与彭德怀保持密切联系，通风报信。在蒋介石严厉命令下，东北军也不得不装出进军的样子，但事先都向红军通报。1936年11月11日，王以哲通知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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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部原令敝部于删日前进至灵武附近地区，且有迟误即从军法论罪之话。但弟深知兄方困难，故一再托辞延宕。但为不使他人猜疑计，又不得不稍行前进。粮食关系，弟部定于塞日石路进至漓旺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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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知在心，弟当尽可能范围极力延宕，并进止情形必随时见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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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彭德怀通知徐海东部有计划地转移，避免与东北军发生冲突。王以哲的帮助使红军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动态，避免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损失。在保护红军方面，张学良、王以哲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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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求和无望，又面临四面包围的巨大压力，坐以待毙总不是办法。毛泽东决定实施《作战新计划》，放弃陕北苏区，向山西或陕南转移。这是一件事关全局和红军命运的大事，等于进行第二次长征。所以毛泽东特别慎重，征询彭德怀和其他军队领导人的意见。11月30日，彭德怀致电毛、周、朱、张，提出下一步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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