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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在此之前，张学良曾去洛阳当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调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被蒋介石一口拒绝。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肯配合胡宗南进攻红军极为不满，又风闻张、杨部下与红军暗中往来，所以亲自来西安坐镇指挥。他一到西安，就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训话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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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轮流向蒋介石进谏。张学良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但蒋介石毫不动心，大声呵斥张学良：“你们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剿共的政策！”杨虎城对蒋介石说：看国内形势，人心是趋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关系比较疏远，不像与张学良可以有话直说。他对杨虎城虽然态度和蔼，但口气却十分强硬。蒋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交出武器，遣散红军。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将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有绝对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面我已令马少云（鸿逵）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他还对杨说：“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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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了十年，深知共产党和红军的厉害。他认为现在红军势单力薄，是围剿的最好时机。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难以预料了。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他的江山就坐不稳当。所以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绝不是张、杨二人能改变的。张、杨被蒋介石逼进了死胡同：打内战，人心不附，他们就是千古罪人；不打内战，蒋介石绝对饶不过他们。在反复权衡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定下决心，实行“兵谏”。为了保密，张、杨事前没有通知共产党在西安的联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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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响起枪声，张学良的卫队发起了进攻。由于情报机关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有，蒋介石的卫队仓促抵抗，很快就被东北军解决了。在骊山上，东北军活捉了蒋介石，送往张学良的官邸。“西安事变”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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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住蒋介石后，张学良当天上午即发报直接通知中共中央。在保安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收到张学良的电报，简直难以形容他们的惊喜。这时，中共驻西安的地下工作者刘鼎也发来了急电。需要说明的是：张学良在12日凌晨行动开始时，就通知了刘鼎。刘鼎正要发报，谁知突然停电了。刘鼎心急火燎，跑到街上去买电池。深更半夜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待刘鼎买回电池，蒋介石已经捉住了。刘鼎赶紧发报，中央收到是12日下午14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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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事出仓促，中外震动。中共中央领导人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政治局委员又散在各处。王明、陈云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平津白区，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在前线。在保安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据张国焘回忆，当他们12日中午被紧急召到毛泽东的窑洞里阅读西安来电后，都万分激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商量对策，张闻天等起草给共产国际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迅速给张学良发出回电，通知他中共中央准备派周恩来去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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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张闻天住处召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后中共的策略和红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凯丰出席会议。据看过会议记录档案的人说，由于中央当时“处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保安县，消息不灵。……由于对西安的情况所知甚少，而国内外各方面颇有点出人意外的谴责张、杨的电讯报道又如雪片飞来，中央在当时的处境是难于公开表态的”。所以，“在事变猝然发生后要求谁能立刻做出一套全面正确的决策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文章中透露出会议的一些内容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人在发言中，“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过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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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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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国焘的回忆，当时中央领导人个个兴高采烈，多数主张公审蒋介石。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真实感情。如果一开始就有人主张放蒋介石回去，那倒是真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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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首先发言说：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是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主张：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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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发言中建议在西安建立政权，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取代南京政府。他还认为，内乱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周恩来和张闻天比较谨慎。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攻，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应该努力争取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派。张闻天与周恩来的意见基本一致，主张联合国民党正统派，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的个人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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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毛泽东等将西安事变的消息分别通知了在前方的彭德怀、任弼时和远在永昌的徐向前、陈昌浩。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起草了给刘少奇的指示。这些指示精神与16日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通电是一致的，都是要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抗日政府，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公审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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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中央军内部一片混乱。13日，胡宗南的部队乘夜晚撤退了。张学良将主力集中到西安，将洛川、庆阳都放弃了。大兵压境的局面，一夜间烟消云散。红军各部都积极行动起来，大步向前迈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庆阳、西峰一带。在河西走廊，围攻永昌的马家军也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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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相反，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政府作出强烈反应，要与张学良、杨虎城兵戎相见。驻守潼关的西北军42师师长冯伟哉和驻洛阳的东北军炮8旅旅长黄永安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国民党军樊崧甫部迅速抢占潼关，其部下董钊师在华县击溃了东北军，开进到赤水。国民党中央军大举西进，关中西安一带已无险可守，军事上处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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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军阀也反应不一。山西阎锡山只表示不侵犯张、杨，背弃了他出兵支援的许诺。山东韩复榘、华北宋哲元都按兵不动，观风察色。只有广西李宗仁和四川刘湘表示响应，却是远水不解近渴。张学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中央和苏联的支持上。14日，张学良致电毛、周说：“潼关因无兵，已先被樊（崧甫）军占领，其先头到华阴，但是尚无战事。……现延安、甘泉防务，请红军以一部接防。……恩来到延安时，即派飞机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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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反应是积极的。收到电报后，周恩来立即带上18名工作人员，骑马赶往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几经周折，才登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于17日到达西安。但是，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是不好擅自决定大政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3日会议结束后，即向“远方”发出万万火急电报，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及中共准备采取的措施，请国际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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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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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产国际方面却迟迟不予答复。其实，在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苏联政府的态度就十分明确。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事变》的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苏联官方舆论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与日本人共同策划的阴谋，目的是要破坏抗日的统一战线。15日，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时指出：苏联报刊的文章把张学良与日本和汪精卫集团混为一谈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李维诺夫向蒋大使信誓旦旦地表示：苏联一贯赞成中国统一，对中国将领的内讧从未表示过同情。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其驻南京的代表斯皮尔瓦涅克，要他向南京政府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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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封闭状态下的西安与陕北，没能及时收到这些消息。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名义发出通电，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坚持原来的反蒋抗日的立场。1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但是由于密码差错，完全译不出。中共中央领导人焦急万分，于18日电告国际，要求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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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晚上，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几天来张学良、杨虎城被国内外舆论和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搞得骑虎难下。周恩来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周恩来详细了解了情况，与张学良商量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目前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同意张的意见，希望西安事变能争取到一个好的前途。杀掉蒋介石，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周恩来与张学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12月17日周即向毛泽东发报，通报西安形势和与张、杨会谈情况。明确提出了不杀蒋的建议：“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抗日）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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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指示迟迟不来，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张学良一再催问，中共中央也无法表态。张学良从新疆盛世才那里了解了苏联的态度。张学良发出的通电，盛世才明确表示不能支持西安事变，还发出了拥护蒋介石的声明。周恩来在西安听说了苏联《真理报》社论的内容，在19日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还告诉毛泽东，南京方面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主和，“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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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于19日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遮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予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