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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蒋回南京后，亲日派扣张再向西安进攻。目前整个战略中心是巩固张杨部队和红军的联合，在西安附近击退亲日派所领导的进攻，稳定抗日派，争取中间的动摇派别，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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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消灭其一部，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倒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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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的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可能经常供给情报，因为二局电台声音过小的原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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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相信和细密准备独立击退二马，是西路军必须担负的。提高士气，坚强信心，争取群众，提高战术，来克服任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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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焘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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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张国焘很少以个人名义给徐、陈下指示。他到保安以后，林育英曾与他长谈，要他服从中央的正确领导。张国焘意识到了他另立“中央”的错误的严重性，向林育英作了检讨。此后，对西路军的一系列指示都是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下达的。在西路军领导与中央意见分歧的时候，张国焘突然以个人名义来电，而且提到了过去的政治问题，其分量之重徐、陈是掂的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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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占领高台、临泽，就地休整。使马步青、马步芳大为惶恐不安。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们封锁消息，紧张地注视时局的变化。他们是拥护蒋介石，敌视共产党和红军的。12月15日，他们向南京发出效忠的电报，说：“惊悉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劫持委座。消息传来，全青震惊。除严饬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赤匪，一面防制兰州叛军之扩大。……青海虽处四面匪敌之艰苦环境，芳等只知为国尽忠，为委座效力外，他无所顾。”这说明他们以保住自己的地盘为首要目标，绝不会与红军讲和，结为统一战线。在永昌时红军电台曾截获马步青给马步芳的电报，大意是：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13]现在红军停下来不走了，无疑对二马是严重威胁。二马不惜倾其老本，集结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炮兵团、民团共两万余人，在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领下，恶狠狠地尾随红军蜂拥而来，要把红军一口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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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初，获悉红5军占领高台，徐、陈率西路军指挥部各机关与9军一起离开山丹，向西进军。在甘州（今张掖市）西南的甘浚堡突然遭受马家军的围攻。在突围中队伍被冲散，吃了大亏。据5军保卫局长欧阳毅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突围，确实是莫大的损失，确实是莫大的耻辱，在精神上给了西路军以莫大的颓丧。敌人的士气则更提高了。……这次突围的主要教训是地形、路线、方向未侦察清楚，向导没有准备好，干部没有掌握着部队，有些部队没有切实遵照出发时间。”[14]李聚奎也说：“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前卫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向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地乱跑。明知在敌人左右只隔300米远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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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陈1937年1月9日致军委的电报中汇报说：“后卫从甘浚堡突围出，密本已全到，主要干部无一损失，只事务人员及挂彩病员损失一部，在二百左右。八台机件已全到，二局之收音机两部损失，十台收报机被毁，三局所存电池、汽油及机件大部损失。今后器材难久持，即小规模之二局工作亦难恢复，务望军委供给我方材料。”这说明甘浚堡的失利，西路军指挥机关的通讯联络系统大受损失。在后来的高台之战中，通讯不灵成了断送红5军的致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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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以为西路军损失不大，于1937年1月16日指示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展甘北根据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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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中央为什么还要西路军分兵向东？原来蒋介石回到南京，就将张学良扣留。国民党大军虎视眈眈，西安和陕北形势再度紧张。1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在给西安的周恩来、博古的电报中，阐述了中央下一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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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无论和战，红军主力仍应按前定计划出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柴水、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虎城）同意让出各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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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西路军东进，徐、陈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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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此时又作了放弃陕北根据地的打算，还想让西路军东进配合行动。蒋介石回到南京，使青海二马兴高采烈。他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同时集中所有兵力，准备死力堵截西路军，决心把红军消灭在河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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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12日起，马家军以部分兵力牵制红9军、30军，而以大部分兵力绕道西进，围困红5军驻守的高台县城。当时在城内的是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红5军的44、45团、骑兵团和特务连共3000余人。5军政委黄超带着5军仅有的一部通信电台驻守在临泽县城。马家军包围高台后，城内就与西路军指挥部失掉联络。马家军首先进攻城外的两个外围碉堡，守堡红军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打退敌军一次次冲锋。最后终因子弹耗尽，人员伤亡过多，外围碉堡失守。高台城像个大土围子，城墙是土筑的，高不到两丈，上边很窄，不易隐蔽。在外围失守后，董军长命令将城内一切能装土的箱子、柜子都装满泥土，加高城墙。同时派人与临泽联系，准备突围。这时，突然接到政委黄超从临泽送来的一封信，大意是：“董军长，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军事重点。如果失守，就要你军长的头。”第二天上午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最后一次营以上干部会议，董振堂心情沉重地宣读了来信，要求大家坚决守住高台，与高台共存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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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马家军开始攻城。董振堂面对孤军奋战的危难局面，毫不动摇，挥舞大刀在城墙上指挥红军战士与马家军殊死搏斗。敌人架着梯子往上爬，红军用刺刀、砖瓦齐向敌人打去。将敌人一次次打下城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不料守卫西城的原高台民团突然倒戈，打开城门，敌军蜂拥而入。形势顿时恶化，红军组织反击，但缺少弹药，全靠肉搏。敌人越来越多，与红军展开巷战。董军长退到城东北角坚持，他身穿一件破毛衣，用手枪击毙数名敌人，终于寡不敌众，腿上负伤，壮烈牺牲。与董军长一起战死的还有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13师师长叶崇本等。3000多红军战士除少数人被俘，绝大多数都战死在高台城中。马家军在清理战场时找到董、杨的遗体，残忍地砍下他们的头颅，泡在酒里送往西宁马步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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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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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战斗过程中，西路军总指挥部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直到1月23日红军电台破译了马家军的电报，徐向前才知道高台危急。他火速派出唯一的骑兵师星夜前往增援。但是途中遭到优势兵力的马家骑兵包围。红军骑兵师刚组建不久，马匹多数不是战马，战斗力不强。血战一场后，红军骑兵师大部伤亡，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都英勇牺牲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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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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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失败的消息传来，西路军将士都极为震惊和悲痛。红30军军长程世才总结失败教训有三点：“（一）在战术指导上不应该为一城的得失而死战。（二）高台守军无电台联络，打了两天我们还不知道，未能早想办法援助之。（三）被争取过来的几百民团，未经过改造，放心用人家，结果与敌人造成内应外合而失事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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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悉高台失败和骑兵师被消灭的消息后，徐向前立即命令驻守临泽县城（抚彝城）的黄超率5军余部向西洞堡集中。当时城中有5军的两个团、西路军总供给部。马家军主力马元海旅疯狂进攻临泽城。红军撤退时辎重大部分都丢掉了，非战斗人员被马家军截去好几百。最令人痛心的损失是总供给部的几名制造炸弹的技术工人全被马家军杀害，断掉了西路军自己生产弹药的来源。幸亏9军政委陈海松带一个团前来接应断后，沉着冷静地指挥作战，才使5军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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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之战后，马家军更加紧了对西路军的包围堵截。在这种不利形势下，西路军领导人决定放弃西进计划，带领部队东返。1月23日西路军致军委的电报汇报了高台失败的消息和目前敌情，并陈述下一步打算说：“现兵力分散，骑兵行速，我快行不易，部队需稍整。决在基本东进行前争取在现地和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指直仍三四千人，妇女小孩占千人，新病号增加，行动笨重，当求轻便。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学习血的教训，虽受部分挫折，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的任务斗争到底。”[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