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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西路军又电告中央要求派4军、31军前来增援，认为“4军、31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高、抚地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大通、西宁一带活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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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中央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双重名义，给西路军领导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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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陈及军政（会）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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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意你们春暖以前在抚邻地区寻机击敌的意见，争取在春暖以后向肃州、安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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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战行动时刻注意集中兵力包围消灭的办法，切忌准备不充分，分散兵力与仅仅击溃敌人的打法。总之你们应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取得决定胜利的道路，而坚决抛弃过去作战上的主观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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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没有呢？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关系不好，究竟实情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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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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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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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面提出的问题，请你明确答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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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 军委主席团[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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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这封严厉的电报，使西路军领导人感到极大的压力。徐向前说：“南下期间，我们确犯了错误，欠了账。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在一起，谁还能动弹？！陈昌浩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一抓过去的辫子，他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唯命是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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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严峻的现实摆在眼前，就地死守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为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集会议研究行动计划。徐向前力主东返，得到大家一致拥护。陈昌浩显得心事重重，迟疑不决。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下，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程世才回忆当时情况说：“在这样情况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行动问题。是走不走呢？不走是不成的，只有走才是办法。走又向哪里走呢？当时确定向东进，再过黄河，与中央红军会合去。问题确定后，开始向东出动了。我军行动多在夜间，沿途没有打什么仗。两天后到达西洞堡一带，敌人又赶到与我军接触。敌先向我88师防地进攻，我军坚决抵抗，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到第二天敌又转向我88师的右翼猛攻，激战一天，到下午我军反攻大出击，将敌一团全部消灭，缴获一部。这是西路军过河来第二次得东西多的一次。本来这是小胜利，可是当时领导者的狂热性又起来了，把这次小胜利看成大胜利，说敌人力量削弱了，以为这次胜利是决定胜负了。上级又否认东进的计划，依然转向西去，回到倪家营子一带。这个方针确定后，算是断送了西路军的命运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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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才说的是陈昌浩。他见30军打了胜仗，得到一些枪支弹药的补充，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陈昌浩坚持要回去。因为中央连续来电要他们就地坚守。2月24日中央来电说：“望告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月26日中央答复西路军求援电报说：“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29]所以陈昌浩认为他是执行中央路线的，而徐向前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政委员会上大唱高调，这种气氛压得大家不能说话。直到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在1937年10月15日给中央的第二次报告书中还说：“西路军领导干部中在到永昌时期及甘州地区，还有个别反对中央路线，而坚持自己过去错误路线的表示。我当时虽然当面反对这样同志，企图在军政委员会中开展斗争，结果仍是顾虑威信未得实现。我几次拟就电稿到中央承认过去路线上的错误，终未能发出，只在最后临时有此电述，而不能毅然决然公开的、坚持不顾一切地为中央正确路线而斗争。”[30]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说：“这段话指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陈昌浩不懂得，一个独当一面的高级干部，执行上级指示必须从实际出发，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尤其是在远离中央、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不管客观实际如何，照葫芦画瓢，机械地、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非坏事不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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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昌浩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当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时，发现村寨已被马家军洗劫一空，只剩下一片焦土和断壁残垣，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留在村里的红军伤员都被马家军残杀了。有的被冻死在荒野里，有的被砸碎了脑壳。马家军没想到红军还会回来，立刻又围了上来。每次冲锋都集中两个旅以上的兵力和民团，在炮火配合下向红军猛扑。红30军、9军战士挥舞大刀，一天打退敌人三四次进攻。敌人攻得筋疲力尽，又不善夜战，只得与红军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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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才回忆：“这时我军困难到极点，无饭吃、无水喝，周围打得快成废墟，也无房舍可住了。敌人兵力多，可调换使用，得到休息。我方则是那几个人与敌死打，最感疲劳。战士们作战时也想睡觉，打得伙夫、马夫都上了战场，我军中有个妇女团（三百多人）同样的到战场上去做工事，砍树做木栅。此外还帮助送饭运粮食送水给战士吃。”而战斗则残酷到了顶点。“双方都是用大刀砍来砍去，交锋时完全用大刀、手榴弹及刺刀硬拼，步枪只起掩护作用。在战场上杀声如雷，机枪炮声震裂耳鼓，真是震撼天地，闻之丧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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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消耗战，用尽了自身最后的一点力量。眼看大势已去，回天无力，陈昌浩才不断向中央告急，报告真实情况。中央领导人非常着急，想方设法援救西路军。2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18日毛再次电周：“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21日，毛又致电周：“目前重点在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周恩来多次找国民党驻西安的主官顾祝同交涉，顾祝同只答应可以派飞机向西路军空投物资。但是这不过是说说而已，马步芳替蒋介石出力打红军，国民党乐得坐享其成。再说，马步芳之所以与红军死拼，就是为了保住他青海的地盘。谁劝说他也不会罢手。所以，周恩来的交涉没有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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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部队增援西路军。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团名义致电前方的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及在西安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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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任刘左并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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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央与军委决定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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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路军已全失自信心，处在极危险地位。一切指示都无效力，只有增援一举可以稳定军心，撑持时日。以待问题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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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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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但增援之实行及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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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道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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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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