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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座的师长马忠义插话：“倪家营子我们损失惨重，三流沟、梨园堡的战斗，伤亡都很大。就是活捉他时，也伤亡了两个多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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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清悲愤地说：“我军强渡黄河，进行西征，不幸就走上了一条绝路。粮弹都缺，补给中断，没有后方，地理又生疏。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是很不幸，愧对已牺牲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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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问：“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天你被俘，还有什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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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答：“我干的是正义的革命事业，既被俘，有话说不尽，自有后继人。”他拒绝与马步芳等同桌共饮，马步芳只好叫人把他带走。向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蒋介石回电：“按危害民国罪，处以极刑。”不久，孙玉清就被秘密杀害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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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两万多将士，被马家军俘虏的约有六千多人。他们有在历次战斗中负伤后掉队和被就地安置的，有在祁连山中分散活动时被搜山的敌人捉住的。还有在返回陕北途中在甘州、凉州一带被马家军截获的。一旦被俘，等待他们的是非人的折磨和无尽的苦难。据新中国成立后一份调查材料说：这些被俘的西路军战士押解到西宁后，分别关在西宁周围的军马处、东校场、乐家湾等几个地方。马步芳对这些红军一是屠杀，二是强迫做苦工，三是“感化”，让这些红军为他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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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将25岁以下的3000多名红军战士编入自己的部队，称为“补充团”。共四个营，2600多人。主要任务是从事重体力劳动，为马步芳修桥开路，伐木盖房，开矿开荒从事生产。他们先后开通了民和至西宁的公路，修建了湟水大桥。修筑了张掖机场，在循化、化隆开垦了大片荒田。还有的被分到马步芳的义源工厂，为马家军生产军需用品。还有的被分到煤矿挖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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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团”军官都由马家军担任，是一帮折磨人的恶魔。他们对红军战士进行强迫劳动和各种摧残。在修公路时，每天劳动长达十几小时，动作稍慢，军官就是一顿毒打。雨天不能施工，还要去搬石头，不准休息。在修张掖至西宁的公路时，要越过海拔3700米的山梁。严寒的气候冻伤了许多红军，但军官不肯为他们治病和改善一点生活条件，而是毫无人性地砍掉红军冻伤的脚趾头。这些红军在青海做苦工受的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不知有多少人在苦难中含恨死去。就连马步芳自己也不否认这些事实，他对部下训话时说：“大家在任何战斗中，如不为团体拼命到底，一旦被人所俘，将来难免不受今天补充团这样的待遇。”1938年，国民党当局向青海征兵，马步芳将“补充团”2400人代替本地人送到兰州。编入第八战区。这些红军战士才脱离了马步芳的魔爪。到西安后，胡宗南听说这些壮丁是红军西路军人员，害怕不想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闻讯即进行交涉，终于使这些受尽苦难的同志们回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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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感化”待遇的是很少一部分人。他们有的是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材。原9军通讯人员黄良诚、刘玉庭、曾庆良等被俘后，敌师长马彪对他们说：“你们干事的人（指技术人员）到哪里不一样？你们不要怕，不为难你们，即使捉到徐向前也不为难他，中央有命令。”他们被押到西宁后，就被编入马步芳的电台工作，还有点行动自由。曾庆良在西宁还找到了失散的妻子，两人终于设法团聚了。马步芳原想“感化”这些人为他服务，但这些红军干部都不屈服，经常用电台收听陕北的消息。后来国民党有命令，要把所有红军干部转送南京。他们也坚决要求离开青海。马步芳的电台主任不解地说：“共产党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人，照理说曾庆良等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已经脱离了艰难环境，生活方面也算有了一些改善，但他们临走时毫无留恋的表情。”后来，他们被转到兰州拱星墩国民党第八战区监狱，在那里见到了方强、徐太先等红军领导干部，与组织接上了关系，在监狱中开展斗争。当时正是国共合作，国民党当局对这些红军不敢怎么样。在中共代表张文彬和党组织营救下，他们在被押送到平凉时，终于脱身逃回援西军总部，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热烈欢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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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女战士的遭遇是一幕催人泪下的惨剧。在红军各部队中，西路军的女战士最多，组成了一个妇女团。还有在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的新剧团、后勤部医院的女同志，过黄河时约有1300人。妇女团团长是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都是从一方面军调来的干部。在河西走廊的激战中，妇女团与其他部队一样作战。临泽突围时牺牲了200多人，倪家营子近一个月的血战，妇女团伤亡多达600余人，几乎拼光了。康龙寺之战，妇女团与总部失去联系，被马家军打散了。上级让她们分散打游击，王泉媛带着剩下的红军在山里转来转去，躲避马家军搜索。当她们筋疲力尽地在树林中熟睡时，被敌人全部俘虏了。当王泉媛等被押送到凉州，发现政委吴富莲也在狱中，合计共有100多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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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押期间，女红军不断受到马家军的强奸和凌辱。吴富莲本来就有病，不久就在监狱中病死了。马步青觉得把这些女兵老关着总是麻烦事，他手下军官和亲信好多还没老婆，就想法把女红军分配给部下为妻妾。女兵们拼命挣扎反抗，马步青对女红军说：“现在国共合作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家，享享福吧。”谁知女红军闹得更凶。王泉媛愤怒斥责马步青的无耻行为，马步青说：“我不会把你们嫁给当兵的。你们是什么官，就把你们嫁给什么官，门当户对嘛。”他把王泉媛配给工兵团团长马进昌。王被架到马家，死不顺从，坚决反抗，被马进昌用柳条抽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马进昌虽然娶了红军女团长，但听说王泉媛枪法很好，心里终究不踏实。有一天他从铺盖下发现一把刀，是王泉媛藏的。马进昌吓出一身冷汗，把王又毒打一顿。后来王泉媛逃跑了，马进昌也没再去找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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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夫人、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是在甘州附近被俘的。当时她产后身体虚弱，走不动路。在山里转了几天，不幸被民团抓住，送往西宁。当时她没有暴露身份，化名苟秀英。说是红军中烧饭的。马家军看她是一个有病的老女人，也没当回事，让她到新剧团烧饭。新剧团的成员大多是西路军新剧团的人，西路军新剧团的音乐股长杨万才能训练军乐队，颇受马步芳优待。他借口要个做饭的，把张琴秋掩护在自己家里。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张琴秋后来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人查出来，1937年8月14日送到南京“感化院”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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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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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军大举进攻，南京形势吃紧。中共中央驻南京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释放关押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并前往“感化院”探监。周恩来意外地发现了张琴秋等人，激动地说：“可找到你们了，从西宁找到西安，又从西安找到南京！”经过几天的交涉，国民党同意放人，张琴秋等三人于8月18日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踏上了回延安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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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路军流散人员陆续返回陕北后，中央也积极对西路军人员进行营救和帮助。周恩来在西安多方寻求关系，希望二马与红军停战。他听说有500多红军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内，就托人找到一位与青海省主席马麟相识的回民老人马德涵，去凉州向马步青转达口信，希望马家不要伤害红军。马德涵见到马步青，听说黄番寺的红军已被解除武装，送往青海。1937年4月下旬，周恩来在西安马德涵家中会见刚从阿拉伯朝圣回来的青海省主席马麟，请他制止对红军的残害。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局面下，马家不敢一意孤行，对西路军俘虏的迫害也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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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中共中央利用统一战线的背景，开展了有实效的寻找和营救工作。当时西路军流散人员在河西走廊被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俘虏的，以及二马从凉州和西宁转来的西路军人员，都被关在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拱星墩监狱。总数有1300人。其中有西路军师、团一级干部方强、徐太先、卜胜光、徐立清等以及从西宁转来的红军电台工作者刘玉庭、黄良诚、曾庆良等。他们在监狱内成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大家开展反迫害斗争。1937年5月中旬，周恩来派张文彬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兰州，了解拱星墩监狱中西路军人员情况，进行营救。张文彬去后，向狱中同志转达了党中央对他们的问候和关怀。大家激动万分，泪流满面，高呼口号，高唱红军歌曲，表达坚持斗争的决心。党支部把狱中情况的报告交给张文彬，请他送给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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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闻讯，立即找兰州国民党方面负责人贺耀祖交涉，要他尽快将关押的红军转往西安。6月，当这些红军被转送到甘肃平凉地区国民党43师防区时，大家知道这里与援西军驻地已经很近了，方强等党支部领导人决定，乘机逃脱，跑回陕北去。于是大家在路上故意磨蹭找事，百来人的队伍零零散散，拉了几里地长。国民党兵也看不过来，一会掉队一个，一会不见一个。大家悄悄互相转告：往东到四十里铺就是游击区。夜里，方强等带领大家开始胜利大逃亡，绝大多数人都顺利到达镇原援西军驻地。当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来亲切看望大家时，这些历尽千辛万苦的坚强战士们都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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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福音医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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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了兰州的西路军被俘人员后，周恩来委派谢觉哉、朱良才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专门负责收容和查访西路军流散人员。在张掖马家军韩起功旅，也关押着一批西路军人员。其中有红军新剧团的女战士王定国、孙桂英、徐世淑等，还有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刘瑞龙等干部。一天，国民党张掖县长马鹤年来到韩起功部的剧团，见到王定国等人。说：“红军打高台时，我是高台县长。你们董军长、杨主任待我很好，把我放回来。现在我要优待你们。”女红军们谁也不敢相信他，马鹤年解释说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失去联系脱党，但对红军是同情的。根据王定国提供的消息，马鹤年到监狱看望了刘瑞龙等人。他还受中共委托寻找陈昌浩的下落，并将情况都报告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朱德总司令向国民党当局指名道姓地要刘瑞龙等人。国民党瞒不住，只好通知马步芳放人。一位同情革命的进步医生高金城也来到张掖，借看病机会收容流散红军。王定国等几个女红军被他要到医院当护士，脱离了韩起功的控制。西路军在张掖的地下党支部就在高金城的医院里活动。在高金城掩护下，许多西路军战士和伤员都从这里转往兰州，回归革命队伍。而高金城本人则被韩起功派去的杀手暗害了。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在张掖为高金城先生修建纪念塔，追认高为革命烈士。谢觉哉同志给高金城夫人的信中说：“金城先生往年负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使命去甘州做收容工作，由于热情奔放，严肃认真，负伤战士赖以获得安全。但他因此为匪帮所捕而光荣牺牲了。他对人民事业的忠诚是值得尊敬的！”凡是在红军危难时期为他们做过好事的人，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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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失败后的一年内，陆续通过各种途径回到陕北根据地的约有6000余人。流落在青海和河西走廊，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约有1000多人。西路军过河时的21000人，至少有一多半长眠在祁连山下的荒原上，这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遭受的最大损失。但是，西路军到底没有全军覆没，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为领导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把西路军剩余的420人带到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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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窝会议后，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成员李卓然、李先念、李特、黄超、程世才、曾日三、曾传六、李天焕带着总部机关和30军剩下的1000余人也开始行动。程世才回忆：“上级与我们脱离时，只简单告诉我们的任务是自找出路打游击。但在惨败后既无饭吃又无向导，做起来很困难。而且任务也不明确，究竟打到哪里，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敌情仍很严重，敌人离我们很近，如果不迅速行动脱离敌人，就有被敌人最后消灭的可能。我们决定首先第一步摆脱敌人，便马上从石窝南下，钻进大山。经过极端艰苦的两三天行军，到白大坂后，就将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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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天天要行军，伤病员走不动。88师师长熊厚发左臂被打断后，因为缺少药品，伤势恶化。胳膊肿得老粗，伤口化脓，动一动就痛得钻心。他对李先念、程世才说：“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什么，给部队增加多少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前进，把我放在这里吧。”身负重伤的“夜老虎”团长邹丰明和政委黄英祥也要求留下。李先念等一听，眼泪就禁不住往下流。他们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打了多少硬仗，今天却到了生死离别的地步。大家在一起抱头痛哭。但是熊厚发坚持要求留下，他要把生存的希望留给战友。他对李先念说：“我留在这里，你们去打游击。只要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共产党员。”李先念只好给他留下一些药和吃的，派一个排留下保卫他。把他们安排在一个石崖底下，挥泪告别。果然如同大家预料，不久，马家军搜山时发现了熊师长。一排战士都牺牲了，熊师长不幸落入敌手。马步芳下令将熊师长押到西宁，残忍地把他杀害了。熊厚发牺牲时，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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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西路军工委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当天，西路军工委用仅有的一架电台给援西军和中央发出电报：“据悉树声、张荣所率之队均已被马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多宿雪，无粮食，仅觅一部牛羊肉充饥，势被困。但我们决不灰心，执行中央指示，在自动独立与依靠自力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我们今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因为沿途少数番人先跑，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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