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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凯丰更是大加讨伐。他写道：“国焘的军阀主义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红军中的肉刑制度发展到顶点。因为没有阶级的、自觉的纪律，不得不依靠打骂枪杀以维持命令的执行。随意可以打人，随意可以枪毙人，这在过去四方面军中到处可以看到的。第二，对居民的纪律不是建立在与居民的亲密联系上。因为红军是工农的、人民的军队，他们不是高踞在人民之上的。第三，愚民政策。不教育红军干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只要他们服从、盲从。第四，培植传令兵系统。这多少是从冯玉祥军队中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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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长文章的结尾，凯丰给张国焘下的结论是：“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他的客观根源则由于中国的军阀制度和农民狭隘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他的主观原因则是由于国焘同志有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四中全会时，国焘曾反对这种错误，但他没有彻底肃清他的错误。在与中央隔离，在没有中央的领导之下又发展起来。而成为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的路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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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的文章旁征博引，使用了大量红四方面军的内部文件。从卓木碉会议记录，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在《干部必读》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红四方面军内部的电报、指示等等。说明中央已经比较完整地掌握了张国焘与中央分裂期间的言论和活动情况。这篇文章是全面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序曲，高潮还在后面。但是凯丰的文章中把四方面军贬得一无是处，把这个人数众多、有光辉战绩的红军队伍丑化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是极“左”的，带有强烈宗派主义倾向的。这也为批判张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倾向开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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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虽然离开了部队，但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不可低估。此时，西路军还在河西走廊血战，陕北的4军和31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队，在红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是否会因此而引起部队的混乱和失控，毛泽东感到没有把握。他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切实了解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思想情况。1937年2—3月间，他派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以考察部队的名义，到二、四方面军走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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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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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认真地执行了毛的使命。名义上是考察二、四方面军，但重点在四方面军。从2月下旬起，罗瑞卿白天察看部队的训练、生活和政务思想情况，晚上听取各部队首长的汇报，还找一些主要负责人单独谈话。紧张地走了一个月，3月22日，他在庆阳步校给毛泽东、张闻天和林彪（红军大学校长）写了一个长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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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方面军的基本情况，罗瑞卿指出：会师后“在干部中，在领导干部中，在一般党员中，在战士中，并没有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与过去四方面军领导上、路线上的错误。”罗瑞卿强调：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具体的例子是，当与大家谈到“南下北上”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南下北上”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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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承认：四方面军部队的成分是极好的。来自鄂豫皖和通南巴的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以上绝大多数是鄂豫皖的老红军。战士体力强，天资聪明活泼。若有好的教育，可以出大批的干部。但是政治水平很低，有的人对揭发过去的错误不满，因为他们对（张国焘）个人的迷信超过了对党的认识很远。政治工作虽然建立了一些制度与组织形式，然而工作的具体内容还很差，有的甚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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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的报告最后说：“有些干部目前不负责任，甚至烦闷。我想大约也有以下几个原因：1.过去的积极，一般强制的成分多，而自觉的成分少；2.旧的强迫管理的方式去掉了，还没有新的方式代替；3.对于过去的艰苦发生恐惧与厌倦；4.过去只认识个人，一切寄托之于个人身上，现在还没有以党的观念代替对个人的迷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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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的报告反映出四方面军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关键是张国焘的影响依然存在，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与张国焘划清界线，真正站到中央的立场上来。因此，必须对张国焘进行彻底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是张国焘个人，各级的干部也都有自我检查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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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也感觉到沉重的压力。从上级派人来考察部队，4军和31军领导人的变动，以及中央转发张国焘的检查和凯丰的文章，都是一场党内重大斗争即将开始的前兆。西路军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当3月中旬，援西军政委张浩宣布西路军失败的消息，4军和31军的干部战士都痛哭起来。有的人终日情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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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极为痛心，他感到：“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了一副骨头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脊梁骨也被敌人打断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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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的失败在陕北引起强烈反应。自1935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西路军的失败是红军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中央当然要追究责任。在陈昌浩电告中央西路军失败的十余天之后，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23日到26日的议题是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从27日到31日则是以批判张国焘路线为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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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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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候补委员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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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负责干部彭德怀、林彪、萧劲光、罗荣桓、林伯渠、陈赓、董必武、刘亚楼、蔡树藩、莫文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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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方面军负责人贺龙、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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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干部周纯全、何畏、傅钟、倪志亮、王维舟、何长工、邵式平、廖承志、朱光、罗世文、谢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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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干部郭潜、李中权、罗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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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陕北红军负责人高岗、郭洪涛、戴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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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红军女干部：康克清（朱德夫人）、刘群仙（博古夫人）、金维映（李维汉夫人）和李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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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会议的还有：吴亮平、冯文彬、刘长胜、杜理卿、徐特立、周兴、王林、王观澜、齐华、胡耀邦、曾希圣、刘胜连、张振坤、谭家述、谭玉林、杨秀山、余黛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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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重要人物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当时在杭州与国民党谈判；刘少奇在天津领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邓发去了苏联。林育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被派往外地搞职工运动。张国焘几次找张闻天，要求让林育英出席会议。因为林育英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调解人，也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如果没有他在场，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但是张闻天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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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自己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犯了路线错误、退却逃跑错误、反党反中央错误，承认自己对民族革命运动、中央红军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因而悲观失望，主张退却。对北上问题，承认自己对中央的方针发生怀疑，承认后来由于朱德拥护中央，广大干部拥护中央，促使他有了转变。但是北上以后，又改为西进，仍是对民族革命运动估计不足。他表示要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还没有认识的问题，也要很好地检查一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