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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长征中的斗争，毛泽东说：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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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后的话使在座的同志都为之震惊。这件事情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没说过，除了凯丰的文章之外，毛泽东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件事情。除张国焘外，其他当事人没有在场。叶剑英在西安，徐向前、陈昌浩还在路上流浪。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提及长征中的“密电”问题，最原始的出处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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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继续说：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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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后说：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是他的机会主义史的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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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的会议由张闻天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历数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张国焘本人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表现，基本上是重复了毛泽东的讲话和综合了各位同志的发言。他强调了对张国焘路线作斗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无情揭发张国焘路线，来教育全党同志。否则党内不能统一。2.要把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同四方面军的干部分开。这些同志以为国焘就是党，受了国焘的欺骗。我们要帮助他们来反对国焘路线，帮助他们进步。3.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应采取报复主义，主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之转变。4.对犯错误的人（指张国焘），不要轻易相信，要看实际的表现。5.要消灭张国焘主义，应加强党内教育，扩大民主，发展自我批评，从原则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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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家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撤销其党内职务问题，张闻天建议暂时不做组织结论，给张国焘一个改过的机会。他的话得到大家一致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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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主持会议的博古要张国焘表示态度。张国焘沮丧地站起来说：“各位的发言，特别是几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了解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恶果很大。”说着，他痛哭流涕起来：“我现在宣布我的错误的破产。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天生。”但在座的人却发出一阵不信任的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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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张国焘答复了会议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肃反、反对中央、阿坝会议、杀害胡底等同志，张国焘都承认是自己的罪恶。但是有几个问题他拒不承认。一个是曾中生之死，他说不是他下的命令。另一个是“用武力解决中央”，张国焘否认有此事。他说：“我要说明的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和武力解决革命同志，如果这样做便是反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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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最后说：“我的错误的确是反党反中央。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同意给我作组织上的结论。但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就是不把我当党员看待，当反革命看待。我认为我与托派和陈独秀是有区别的，我是坚决站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所以我有权利请求还把我当党员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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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张国焘路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主要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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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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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分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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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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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国焘虽然取消了第二“中央”，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但他“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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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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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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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张国焘经过几个月闭门思过，在1937年6月又写了一份检查：《关于我的错误》，承认“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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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国焘心里是不服气的，只是委曲求全。他的一些部下来发泄不满，张国焘安慰他们说：“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解。这些成就，改变了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又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咎自责，无意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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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任弼时等奉中央指示，到二、四方面军部队中传达会议精神，开展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但是，在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路线，遇到很大的阻力。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情况连军师级干部都不清楚，别说基层官兵了。特别是上级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许多人想不通。同样是红军，怎么跟着张国焘就成了“土匪”了？三个月的批判斗争表现出扩大化的倾向，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动荡。据1937年7月12日4军政治部给前总的《四、五、六三个月4军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中反映，当时4军逃亡现象比较严重，共跑了131人，其中不少是干部。许多干部惶恐不安，上级调干部去学习，就怀疑自己“有问题”，“恐怕是犯了错误”。有的借口“不识字”“学不进”，拒绝离开部队去学校。[13]31军的情况也差不多，军政委郭述申在5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反映：“4月份部队逃亡现象非常严重，共计86名。主要原因由于政治教育与管理领导方式的缺乏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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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逐步扩大，在二方面军中也搞起“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当时二方面军部队驻云阳，“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14]贺龙后来提及此事，仍余怒未息。他说：“云阳镇反军阀主义，附带反游击主义。反军阀主义是反我的。我和小关（向应）讲：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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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扩大化终于导致悲剧的发生。1937年4月3日，延安红军大学发生了一起“暴动”事件。原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十几人因“拖枪逃跑”和“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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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起因，许世友上将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个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我想：从前反陈独秀、李立三时，我们这些干部只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样错，什么叫方针路线错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也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斗争会，这样的斗争会实在害怕。当时我想赶快打仗，我到前方与敌人拼死，也不愿开这个斗争会。加上下边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那时认为党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我这个认识是大错了，所以基本上就动摇了。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在病中苦闷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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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现在都感觉没有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某某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回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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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决定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汉中、巴山，会合刘子才的部队再说。一切计划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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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世友等人的出走计划走漏了风声，被红大的人渲染成“暴动”和“谋害毛主席”，报告给校长林彪。经上级批准，许世友等人被红大校方和政治保卫局来人拘禁。经过审查，“谋害毛主席”的罪名不能成立，定性为“拖枪逃跑”。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读对许世友等人的判决。从轻判处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六人一年半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在6月9日的《新中华报》上发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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