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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贺龙传》第9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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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贺龙：1961年6月5日的谈话，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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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凯旋：《许世友之谜》，《南方周末》报199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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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0篇第2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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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陈伯钧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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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0篇第2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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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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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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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9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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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4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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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170577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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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24章 张国焘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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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家人团聚——陈云组织西路军干部学习军事技术——邓发在新疆主持批判张国焘路线——李特、黄超之死——张国焘出走——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最后挽救——张国焘叛变——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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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国共合作新局面的形成，使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1937年8月，根据国共双方谈判的协议，决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分三个师奔赴抗日前线。后方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因林老去西安搞统战工作，张国焘又作了代主席。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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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边区政府主管一些后方工作，如征收公粮、抚恤军烈属、残废军人和管理边区财政事务。张国焘情绪低落，很少管事，日子过得很无聊。虽然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很多会他也不去。应该指出的是，他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边区政府所在地是延安最好的房子——当年传教士修建的。张国焘住的房间有地板、弹簧床，而当时延安街道只有一些破旧的小房子。绝大多数人上自毛泽东，下至老百姓都住窑洞、睡土炕。张国焘的隔壁住着秘书长伍修权，张国焘总疑心伍修权是中央派来监视他的。后来伍修权在回忆录中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这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义，看张国焘是否搞鬼。……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怀戒备，心照不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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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张国焘是一个失败者，但在个人生活上却得到了补偿。1937年9月，与他分离七年的夫人杨子烈得知张国焘的消息后，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延安，与张国焘团聚。杨子烈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张国焘去鄂豫皖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上海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杨子烈没有生活来源，靠劳动自食其力，学会了产科护理。几年来，她一直躲避国民党的搜捕，历尽千辛万苦。但她一直在等着张国焘，没有改嫁他人。她的到来无疑对张国焘是极大的安慰，也使张国焘过上了一段安定的家庭生活。不久，他们9岁的儿子也从家乡来到延安，一家人得以团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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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张国焘一家共享天伦之乐。毛泽东忙着指挥八路军抗日斗争。张国焘以为暴风骤雨已经过去，在公开场合，他们相互之间还比较客气。张国焘在党内还坐在前几位上。193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特别指出：“党之所以不可战胜，再一条原因在于有人才，有一批革命的干部。他们才能非凡，智勇双全。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罗迈、邓发、项英、徐海东、陈云、林彪、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萧克同志，还有许许多多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优秀同志，通过所有这些同志的通力合作，创造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这些同志以及正在成长的一代新人，将领导我们走向最终胜利。”斯诺解释说：“由于这些提名似乎同长征的主要提法唱的是反调，以前我没有使用它们。但今天看来，这些话语也许具有某些历史价值。务须提请读者注意毛排列这些人名的次序，也务须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其中包括那些毛不久之前刚刚与之作过斗争，并将再次与之斗争的人，更不用说那些被删掉的人名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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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所指这里被毛泽东赞扬而后打倒的人，包括张国焘。这也表明，毛泽东当时对张国焘的处理是慎重的，还没有把他归入敌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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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底，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又在遥远的新疆开展起来。这是在中央代表邓发的主持下，在原西路军驻新疆人员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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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西路军工委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西路军幸存的干部战士400余人到达新疆后，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热烈的欢迎和妥善的照顾。他们到了迪化（乌鲁木齐），进行休整。陈云同志非常关心西路军同志，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还为他们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为了在新疆安心住下去，陈云与新疆督办盛世才商量，将西路军人员编为“盛督办新兵营”。盛世才与苏联关系密切，并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此时对红军的态度还是不错的。有了编制和称号后，陈云把大家组织起来，进行学习。他亲自给大家讲课，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政治时事。这些经历多年战斗的红四方面军同志，大多文化水平较低。陈云的课使他们感到很新奇，很多道理还是头一次听说。如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有人只会说：“无产阶级是穷人，资产阶级是有钱人。”陈云同志运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给大家解释阶级学说。至于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路线是什么，就更搞不清楚了。当讲到两条路线斗争时，很多人误解为敌人在这边是一条路线，我们在另一边打仗就是两条路线。陈云感到，张国焘的愚民政策真是害人，只有把这些同志教育好，才能提高他们对错误路线的认识。陈云对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但他掌握着一个界线：不谈张国焘路线，也不指责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犯了错误。因此，他与西路军同志的关系相当融洽，大家对陈云都很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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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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