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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认为：国焘的南下退却路线及成立第二“中央”的违反党组织原则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昌浩同志亦是当时的主要负责者之一。这种错误的结果，是直接削弱了当时红军的力量。西路军的失败是与国焘同志的错误有密切联系的，如西路军对党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及争取敌军工作之指示没有坚决执行，这也是造成西路军失败原因之一。我们全体一致认为：党中央对于开展反对国焘同志这种退却路线与错误的斗争的领导与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大家坚决一致地拥护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要求继续开展与深入这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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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邓发对这个《决议》很不满意。因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西路军工委的同志们都保持沉默，或者根本不承认。如中央说张国焘发密电企图危害中央的问题，没有人说一句。张国焘土匪主义的问题，也只说是工作方式不对。对西路军问题，没有人说是张国焘叫四方面军渡河的。这说明，在新疆的同志只是部分地接受了中央的意见。南下和退却路线问题，他们是从实践得来的结论，他们也反对过张国焘。但是他们没有把张国焘当做敌人，认为他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对他抱着一种批评帮助的态度。经过请示之后，12月初，邓发宣布中央决定：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郭天民等西路军指挥员回延安。部队交邓发同志管理。留在迪化的西路军高级干部只剩下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5军政委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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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底，李先念一行回到延安。几天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毛泽东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毛泽东好好安慰了他们一番，让他们在延安修整、学习，程世才等将西路军的经历写成《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供中央领导人审阅。不久，他们被派往抗日前线，开始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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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邓发在迪化组织大家进行第二次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学习，并就张国焘的问题作了长篇报告。这在西路军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事人回忆说：“刚开始，多数人思想转不过弯子，有的只承认西路军失败是军事上的错误，不承认政治路线错了。邓发同志亲自给排以上干部每星期上两次政治课，解释反张国焘路线问题及党对时局宣言，并向全体同志讲党课，进行思想教育。从而同志们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虽然有个别人怀疑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但经解释和学习后，大多数人已有正确认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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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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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习的具体过程，已经不清楚了。但是目前还能看到1938年1月20日邓发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这是一篇很长的讲话，其中主要问题与延安批判张国焘会议的内容相同，从中还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同志的一些认识问题和邓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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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的第一部分，邓发强调了国焘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军阀主义和土匪主义。他说：在沙窝会议，中央曾指出加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便有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批评了四方面军没有执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群众关系不好，没有建立自觉的政治纪律，政治工作薄弱，军阀残余的发展。同时也指出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坚决，攻击精神的旺盛等。而张国焘则认为红军是他自己的，批评不得。他对中央的批评，不但不接受，相反地，利用这一批评，在部队中进行煽动。说中央看不起四方面军，“中央说我们都是土包子，要撤换四方面军干部”。他把军权高于党权，培植传令兵系统，用打骂代替自觉纪律，忽视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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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说：张国焘同志以为红四方面军不是中央的队伍，而是张国焘个人的队伍。他可以不执行中央决议案，中央决定北上，张国焘要南下。有同志说北上南下都是对的，这是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思！然而也怪不得我们，因为国焘欺骗说：“南下有大米吃。”但中心问题不在这里，一个党员应该服从党的意志，红军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而张国焘是把党和政治挂在枪杆子的刺刀上，枪杆子多便可以成立第二“中央”，可以不经中央苏维埃政府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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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党的建设问题，邓发说：本来个人信仰与党的信仰是不可分离的，而张国焘将他分离开来。所以国焘可以成立第二“中央”，大家也拥护他当书记。他骂中央而且骂得很凶，在长征中的中央政治局八个人中，他便骂了四个。我们党的领袖、全国人民的领袖、全红军都闻名的毛泽东同志，他也可以加以诬蔑和贴标语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员做的事，这是犯罪的行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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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第二部分，关于中央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邓发说：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自己承认了。他是反党、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错误。但是中央对国焘所犯的错误，目前并没有做出组织的结论。因为中央批判国焘路线不是国焘个人的问题，有些高级干部对中央还存在着深刻的派别成见。服从拥护国焘路线，反对中央。因此中央估计到在争取和教育那些盲目服从和拥护国焘路线，盲目地反对中央的干部，尤其对国焘欺骗蒙蔽下的干部，中央只好加紧解释和教育，都没有作组织结论，使他们彻底认识国焘的错误实质和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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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邓发对几个问题作了解释。他说：上次会议决议案，为什么没有彻底揭发国焘路线的实质？原因在于一方面没有得到中央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估计到开展斗争的环境不很顺利，因为几个领导干部在这里并没有自动揭发国焘路线的实质，因此大家都不敢提出自我批评。上次的决议案固然有许多不彻底的地方，但是也不能过分责备他。国焘领导下的干部，是在一步一步向中央路线前进，国焘自己承认错误也是一步一步地起来承认的。党知道团结同志了解错误有一定的过程，最后是能完全了解的。我对这次会议感觉非常满意，同志们已经有了决心反对张国焘路线，已经团结在党中央路线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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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邓发严厉地说：“对今天还想造成一、四方面军分裂，抱着坚决拥护国焘路线的分子，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肃清国焘主义的残余，要达到党内的绝对一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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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的报告，有些是按照中央的口径讲的，但也有许多全盘否定四方面军的话。他点了一串四方面军领导干部的名，说中央没有给他们作组织结论，其含义就是中央对四方面军已经很宽容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问题，他只说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把西路军的失败简单归咎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今天回头来看，邓发的这个报告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的结论是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这是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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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的讲话究竟得到多少人拥护，还是有疑问的。邓发自己也承认，第一次批判之所以不能深入，是由于西路军高级干部的思想不通。所以，邓发在中央将西路军工委的主要负责人都调回延安后，才敢放手批判张国焘路线。留下来的同志听了邓发的报告，联想到自己在南下和西路军经受的苦难，就相信了自己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伤心地痛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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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特和黄超两人不同意邓发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央命令李先念等回延安，而不知什么原因将他们二人留下。约在1938年1月，李特和黄超被戴上“托派”的帽子，秘密处决。这件事做得极隐秘，当时在迪化的西路军干部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只听说他们两个人到苏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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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黄超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团。到底是谁下的命令，谁执行的，他们的遗骨葬在哪里，到今天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他们是在苏联遇难的，有人不相信他们被杀。两个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居然这样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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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国焘从王明的口中获悉李特、黄超被处决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的震动。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起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但是王明却不自量，在第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一张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要求增补人员。王明这种专横的行为令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很反感，但是碍着共产国际的面子，同意了王明的意见。以后，王明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央领导人分别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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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政治局成员，前排中王明，后排左四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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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在草地的那场争论的症结。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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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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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多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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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