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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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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习的具体过程，已经不清楚了。但是目前还能看到1938年1月20日邓发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这是一篇很长的讲话，其中主要问题与延安批判张国焘会议的内容相同，从中还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同志的一些认识问题和邓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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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的第一部分，邓发强调了国焘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军阀主义和土匪主义。他说：在沙窝会议，中央曾指出加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便有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批评了四方面军没有执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群众关系不好，没有建立自觉的政治纪律，政治工作薄弱，军阀残余的发展。同时也指出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坚决，攻击精神的旺盛等。而张国焘则认为红军是他自己的，批评不得。他对中央的批评，不但不接受，相反地，利用这一批评，在部队中进行煽动。说中央看不起四方面军，“中央说我们都是土包子，要撤换四方面军干部”。他把军权高于党权，培植传令兵系统，用打骂代替自觉纪律，忽视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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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说：张国焘同志以为红四方面军不是中央的队伍，而是张国焘个人的队伍。他可以不执行中央决议案，中央决定北上，张国焘要南下。有同志说北上南下都是对的，这是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思！然而也怪不得我们，因为国焘欺骗说：“南下有大米吃。”但中心问题不在这里，一个党员应该服从党的意志，红军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而张国焘是把党和政治挂在枪杆子的刺刀上，枪杆子多便可以成立第二“中央”，可以不经中央苏维埃政府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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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党的建设问题，邓发说：本来个人信仰与党的信仰是不可分离的，而张国焘将他分离开来。所以国焘可以成立第二“中央”，大家也拥护他当书记。他骂中央而且骂得很凶，在长征中的中央政治局八个人中，他便骂了四个。我们党的领袖、全国人民的领袖、全红军都闻名的毛泽东同志，他也可以加以诬蔑和贴标语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员做的事，这是犯罪的行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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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第二部分，关于中央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邓发说：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自己承认了。他是反党、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错误。但是中央对国焘所犯的错误，目前并没有做出组织的结论。因为中央批判国焘路线不是国焘个人的问题，有些高级干部对中央还存在着深刻的派别成见。服从拥护国焘路线，反对中央。因此中央估计到在争取和教育那些盲目服从和拥护国焘路线，盲目地反对中央的干部，尤其对国焘欺骗蒙蔽下的干部，中央只好加紧解释和教育，都没有作组织结论，使他们彻底认识国焘的错误实质和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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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邓发对几个问题作了解释。他说：上次会议决议案，为什么没有彻底揭发国焘路线的实质？原因在于一方面没有得到中央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估计到开展斗争的环境不很顺利，因为几个领导干部在这里并没有自动揭发国焘路线的实质，因此大家都不敢提出自我批评。上次的决议案固然有许多不彻底的地方，但是也不能过分责备他。国焘领导下的干部，是在一步一步向中央路线前进，国焘自己承认错误也是一步一步地起来承认的。党知道团结同志了解错误有一定的过程，最后是能完全了解的。我对这次会议感觉非常满意，同志们已经有了决心反对张国焘路线，已经团结在党中央路线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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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邓发严厉地说：“对今天还想造成一、四方面军分裂，抱着坚决拥护国焘路线的分子，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肃清国焘主义的残余，要达到党内的绝对一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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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的报告，有些是按照中央的口径讲的，但也有许多全盘否定四方面军的话。他点了一串四方面军领导干部的名，说中央没有给他们作组织结论，其含义就是中央对四方面军已经很宽容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问题，他只说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把西路军的失败简单归咎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今天回头来看，邓发的这个报告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的结论是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这是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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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的讲话究竟得到多少人拥护，还是有疑问的。邓发自己也承认，第一次批判之所以不能深入，是由于西路军高级干部的思想不通。所以，邓发在中央将西路军工委的主要负责人都调回延安后，才敢放手批判张国焘路线。留下来的同志听了邓发的报告，联想到自己在南下和西路军经受的苦难，就相信了自己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伤心地痛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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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特和黄超两人不同意邓发对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央命令李先念等回延安，而不知什么原因将他们二人留下。约在1938年1月，李特和黄超被戴上“托派”的帽子，秘密处决。这件事做得极隐秘，当时在迪化的西路军干部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只听说他们两个人到苏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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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特、黄超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团。到底是谁下的命令，谁执行的，他们的遗骨葬在哪里，到今天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他们是在苏联遇难的，有人不相信他们被杀。两个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居然这样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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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国焘从王明的口中获悉李特、黄超被处决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的震动。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起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但是王明却不自量，在第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一张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要求增补人员。王明这种专横的行为令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很反感，但是碍着共产国际的面子，同意了王明的意见。以后，王明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央领导人分别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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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政治局成员，前排中王明，后排左四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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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在草地的那场争论的症结。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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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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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多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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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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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中部县，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到西安后住进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却不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4月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安排张国焘去武汉（当时蒋介石政府驻地），张国焘才打电话给林伯渠，要他到车站来谈话。张国焘对林老发泄一通不满，并说他要到武汉去。林老劝他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被张拒绝。林老只好回办事处给中央和长江局发报，报告张国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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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早晨，长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负责人商量，一定要抢在国民党之前，把张国焘接到长江局来。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李克农，要他带着机要科长童小鹏、副官丘南章、吴志坚一道去汉口火车站等待张国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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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到汉口的火车每日一班，他们一连等了三天都扑了空。11日19时他们第四次接西安来的火车，到站后有的在站口监视，有的上车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上车对张国焘客气地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张国焘显得十分恐惧，护送他的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带了武装副官，也不敢动手。李克农陪张国焘坐上小汽车到长江局办事处去，两个特务一个尾随，一个去报信。张国焘坚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长江局。李克农只好给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留下丘南章、吴志坚“照顾”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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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长江局负责人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国焘表情紧张，语无伦次，说什么边区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批评他不报告中央就出走的错误，希望他回办事处，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众人怎么说，张国焘就是不肯去。最后周恩来要张打电报给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只好写了一个电报稿：“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交给周带回去发。周恩来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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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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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拿着中央的电报到旅馆给张国焘看过，又耐心地劝张国焘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张国焘说不出什么，只是坚持不肯去。周恩来给他两天考虑时间，只见他给国民党方面打电话，根本没有悔改之意。于是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又去找张国焘，劝说无效，李克农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张国焘塞进汽车，拉回长江局办事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