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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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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先念传》第10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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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凯旋:《许世友之谜》,1995年5月19日《南方周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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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歆耕:《虽九死兮犹未悔——红军女团长王泉媛的人生片断》,1993年7月9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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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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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盛仁学编:《张国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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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姚金果:《张国焘传》下篇第16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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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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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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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沈醉:《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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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郑学稼:《悼张国焘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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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沈醉:《人鬼之间》,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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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姚金果:《张国焘传》下篇第18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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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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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尾声 揭开历史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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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试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来解释历史,但是历史却总是千变万化,给人以出乎意料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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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称之为党内团结的大会,在进行最重要的议程——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在讨论中央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时,大多数代表对邓发和凯丰这两位上届的政治局委员表示异议。在预备投票没有通过的情况下,毛泽东上台讲话,做代表的工作,又把他们二人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在正式投票时,他们两个人仍然没有超过半数,因此未能当选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邓发与博古、叶挺、王若飞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被葬在延安。凯丰则调到东北局工作,1955年因病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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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虽然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毛泽东对当年草地的斗争一直念念不忘。他多次谈到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认为那是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关键时刻。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说:“那时靠(叶)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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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史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在“文革”风暴中,“张国焘路线”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使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在劫难逃。陈昌浩在苏联度过了十几年的寂寞岁月,1952年回到北京。他从一个征战沙场的红军将领转变成埋头书案的学者,主编了一部《俄华词典》。在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十几年中,为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残酷批斗。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吞下过量安眠药,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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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秋1937年底被营救回延安后,一直默默地为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张琴秋在西路军失败后的经历又被造反派上纲上线,被打成“叛徒”。张琴秋不能忍受这种侮辱,1968年4月22日以自杀作了最后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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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开始了历史冤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大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案和历史上的错误被纠正过来,不仅刘少奇、彭德怀的冤案获得平反,陈昌浩、张琴秋以及许多蒙受冤屈和苦难的老同志也都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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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早期的历史问题也被重新审查和落实政策。当年李特离家参加革命后,他的母亲一直不知道儿子的下落。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到了安徽霍邱县,李特的老母亲跑了八里地,坐在大路边上看着一队队解放军战士从眼前经过,想从中找到自己的儿子。一连坐了几天,队伍过完了,才失望地转身回家。直到李特死后半个世纪,在一些红四方面军老同志反映下,组织部门重审之后,承认李特、黄超是被错杀的革命同志。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他们以“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身份列入书中,并在词条最后说明:“1938年初被诬陷杀害于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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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虽然盖棺论定,但西路军的问题始终成为一个敏感的历史话题,争论不休。李先念同志查阅了当年的历史档案,于1983年2月25日给中央写了长篇报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为了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顽强战斗,成千上万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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