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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听罢，赶紧接住话茬说：“还是窦学士有学问，就按窦学士的说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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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忙乎了一圈，宰相的签署权却落到了太祖爷的弟弟赵光义的手里。不管落在谁的手里，总算从皇帝的手里把宰相的签署权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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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些日子，皇弟、开封府尹赵光义乘着太祖心情不错的当口，贴近身边对太祖说：“皇帝哥哥把宰相的签署权给我，都是为了我好，但是让别人听起来不太好听。自家当皇帝，自家弟弟签署宰相公文，人家宰相心里能舒服吗？这样不利于发挥赵普的积极性。其他官员看着，心里也会打鼓，还是由他签署的好。”太祖觉得有理，又碍于众目睽睽，就慢慢把宰相的签署权，还给了宰相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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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跟太祖为了宰相签署权斗嘴的故事，您可千万别当笑话听。赵普帮助太祖限制禁卫军将领的权力、限制地方节度使的权力、限制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为的是避免晚唐五代以来割据分裂局面的再度重演。宋太祖想着这样的集中权力，有利于天下的稳定，当然也是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赵普希望限制武将和地方长官的权力，也想限制宰相的权力，但他跟宋太祖怀着同样的心理：不想限制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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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的角度讲，赵普帮助宋太祖收回各种因为战乱而分散掉的权力，差点作茧自缚。他自己作为宰相的权力，险些被太祖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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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赵普这个人也很贪恋权力，因为他贪恋权力，又跟太祖有无与伦比的至密个人关系，所以才能保住自己的宰相权力。但是，宰相的权力不是他的，因为在他之后，还会有宰相，他当宰相保住了自己的权力，同时也保住了宰相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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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家天下格局之下，如果连宰相的权力都被剥夺了，那就专制透顶了。专制透顶，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彻底完蛋了。各位只要抬抬眼，看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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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了把所有的权力都拢到自己手上，以“试图谋反”的罪名，杀掉了宰相胡惟庸。这还不算，他又借“胡惟庸谋反”的借口，把宰相给取消了。所以，明朝是一个没有宰相的王朝。听起来有点滑稽，其实还有更滑稽的，他为了传达自己的政令方便，设置了所谓的“大学士”。看上去好像跟宰相差不多，其实有如天壤。各朝的宰相跟明清时期的大学士之间的差距，绝对不是量上的。不但是谁的官位是一品、二品或者四品、五品，也不是谁的工资一万，谁的工资一千的问题。大学士跟宰相的差别是本质上的。明清时期的大学士，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国家政要。私人秘书因为没有“公职”，从而也就可以没有公心。因为他只为一人服务，他也就只能唯一人之命是听。宰相是国家公职人员，职业所系，他就不得不办公事，从而也就不得不有公心。即便他是个极其自私的人，他也要顾及公众利益和公众的议论。就算你不给他工资，他也是宰相。而明清的所谓大学士，你给他多少薪水，他都是私人秘书，他只是皇帝个人的爪牙或者鹰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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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任宰相的人，虽然因为公心大小和个人修养的不同，表现出忠奸优劣等不同的情状。从历史的角度看，虽然个别宰相，甚至很多宰相都不怎么样，利用职权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甚至试图篡夺皇权之类。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免他、杀他，但是你不能把宰相这个国家领袖的位置给撤掉。撤掉以后，国家已经不是国家，而彻底变成了私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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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撤掉宰相，使后来明朝的政治越来越坏，大思想家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废宰相始。”其实这话都客气了，明朝不是无善治，根本就是无治。不想治，不为治，不能治。撤掉宰相的王朝，用咱家乡的土话来说，那可就是“瞎子闹眼睛，没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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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制度，是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王朝里少有的几点亮光之一。扑灭这点亮光以后，传统政治在国家的意义上，就彻底一片漆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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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研究，权力欲是人类生命中最原始的冲动之一，来势非常凶猛。占有权力，尤其是占有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自然是皇帝们的最大野心。当然，也可以叫做雄心。而权力一旦失去必要的控制，就会随心所欲，就会泛滥成灾，就会比洪水猛兽更加肆无忌惮。哪个皇帝不想占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哪个皇帝不希望把天底下所有的权力，都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其实宰相的任免还不都在皇帝的手上？但是，宰相虽然限制不了皇帝的权力，多少可以对皇帝的权力，产生一点牵制的作用。就这点牵制，皇帝都不想接受。汉武帝在三、五年内就杀了好几个宰相，吓得大臣们谁也不敢当宰相。这您不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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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也想把宰相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赵普不让。赵普不想只当形式上的新郎，他要进洞房！宋太祖没有办法，不想让人说三道四，就只能答应他。两人都是怀着各自的私心，却使得大宋朝在开国之初没有像明朝那样，走进政治的死胡同里去。王船山先生管类似的情况叫做“天道的假私济公”，而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则称这种情况叫“理性的狡狯”。其实意思差不多，都是指“上天”或者“理性”，会利用人的自私心理和祈望，通过相应历史人物的个人私欲的实现，来推进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使公共的价值和公共的目标，伴随历史人物个人私欲的实现一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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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在为自己的实际权力进行辩护的过程中，不小心说出了一句“道理最大”的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句话一直被大宋朝后来的大臣们拿来作武器，为了实现君臣共治天下的目标，不断继续努力。皇帝没有办法，也只能不断重复这样的话，好表示自己知书达理，好表明自己不是不明事理，不讲道理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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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皇帝本人原来都是讲些道理的。但是当了皇帝之后，就很少讲道理了。因为他们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只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到了这样的时候，多半都以为自己有理，甚至以为只有自己才站在理上。以为有权就有理，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当成公理，而别人却只能贯彻落实，从而也就无权便无理了。太祖爷的英明，并不在于他真想把权力分给宰相或者其他官员，而在于他不会用武力驱除干扰自己权力独断的外在力量，他真有一份仁爱的心肠。虽然他想得到绝对没有控制的权力，但他也不想被人说自己不讲道理，更不想被人说成是暴君。太祖爷的心里还有所怕。人的心里一旦没有害怕的感觉，那就真像和尚打伞一样，无法无天了。到了这种光景，杀人越货，奸淫掳掠，只要自己高兴，就可以锥穿地球，捅破天穹，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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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儒家的伟大经典《中庸》才强调：“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是真正的君子，即使在别人看不到、听不着的时候，也要按照道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切的恶念都容易在没人监管的情况下在心头闪现；一切微小的不良心理如果不及时加以限制，都会发展、扩张成巨大的恶行，但是《中庸》虽然伟大，说的只是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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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哪有纯而又纯的君子？谁没有一点私心杂念？那不成了石头。但是，政治统治者的私欲一旦不受限制，则将对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甚至地球和宇宙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在这方面，咱们得向人家西洋人学习，人家早就看透了这一点，并且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把权力制衡和限制、监督权力的机制，运用得已经很得体、很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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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既是一个善器，可以通过它来实现人生的崇高目标，可以通过它去维护公众的利益，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前进，促进合理的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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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权力也是一支魔杖。一旦拿在手里，君子也会变成小人，圣贤也能化为魔鬼。所以，不管谁拿到权力，咱们都得机灵着点，哪怕他是孔子或者耶稣，咱都得一起行动起来，运用社会的和任何可能的力量，严格限制他，制约他，制衡他。同时，还要严密监控他，监督他，监管他。只有这样，才能不使一个人或者一伙人的意志，随意凌驾于万众之上，才能保障咱普通生灵们——仅有的一点既来之不易，又可怜得要命的生存权益不被彻底剥夺、不受无端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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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本来想“哄骗”赵普，把宰相的签署权留在自己手里，可是赵普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得太祖心里很不舒服，正烦着呢，吏部又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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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君赵匡胤 陶谷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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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李昉已被太祖从湖南衡阳召回，回朝担任给事中。翰林学士陶谷，从前与李昉有过节，总想伺机报复。刚好今年李昉跟吏部尚书张昭一道，负责本年官员考核任免。陶谷想从李昉身上直接找瑕疵，以便加以陷害。但是一时间没找到，就想从李昉的身边人下手。听说左谏议大夫崔颂，跟李昉关系密切。于是就上言诬陷，称崔颂把自己的亲戚托付给李昉，让李昉帮忙搞个东畿令干干。东畿令是个什么官？大约就相当于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区长之类的官职。当然，北京市有很多区，而大宋朝的都城，只有东西南北畿，而且没有区委书记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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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告了别人，又怕皇上不信，就把张昭扯上，说是张昭最了解这件事情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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