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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撤掉宰相，使后来明朝的政治越来越坏，大思想家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废宰相始。”其实这话都客气了，明朝不是无善治，根本就是无治。不想治，不为治，不能治。撤掉宰相的王朝，用咱家乡的土话来说，那可就是“瞎子闹眼睛，没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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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制度，是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王朝里少有的几点亮光之一。扑灭这点亮光以后，传统政治在国家的意义上，就彻底一片漆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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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研究，权力欲是人类生命中最原始的冲动之一，来势非常凶猛。占有权力，尤其是占有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自然是皇帝们的最大野心。当然，也可以叫做雄心。而权力一旦失去必要的控制，就会随心所欲，就会泛滥成灾，就会比洪水猛兽更加肆无忌惮。哪个皇帝不想占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哪个皇帝不希望把天底下所有的权力，都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其实宰相的任免还不都在皇帝的手上？但是，宰相虽然限制不了皇帝的权力，多少可以对皇帝的权力，产生一点牵制的作用。就这点牵制，皇帝都不想接受。汉武帝在三、五年内就杀了好几个宰相，吓得大臣们谁也不敢当宰相。这您不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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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也想把宰相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赵普不让。赵普不想只当形式上的新郎，他要进洞房！宋太祖没有办法，不想让人说三道四，就只能答应他。两人都是怀着各自的私心，却使得大宋朝在开国之初没有像明朝那样，走进政治的死胡同里去。王船山先生管类似的情况叫做“天道的假私济公”，而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则称这种情况叫“理性的狡狯”。其实意思差不多，都是指“上天”或者“理性”，会利用人的自私心理和祈望，通过相应历史人物的个人私欲的实现，来推进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使公共的价值和公共的目标，伴随历史人物个人私欲的实现一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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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在为自己的实际权力进行辩护的过程中，不小心说出了一句“道理最大”的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句话一直被大宋朝后来的大臣们拿来作武器，为了实现君臣共治天下的目标，不断继续努力。皇帝没有办法，也只能不断重复这样的话，好表示自己知书达理，好表明自己不是不明事理，不讲道理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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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皇帝本人原来都是讲些道理的。但是当了皇帝之后，就很少讲道理了。因为他们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只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到了这样的时候，多半都以为自己有理，甚至以为只有自己才站在理上。以为有权就有理，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当成公理，而别人却只能贯彻落实，从而也就无权便无理了。太祖爷的英明，并不在于他真想把权力分给宰相或者其他官员，而在于他不会用武力驱除干扰自己权力独断的外在力量，他真有一份仁爱的心肠。虽然他想得到绝对没有控制的权力，但他也不想被人说自己不讲道理，更不想被人说成是暴君。太祖爷的心里还有所怕。人的心里一旦没有害怕的感觉，那就真像和尚打伞一样，无法无天了。到了这种光景，杀人越货，奸淫掳掠，只要自己高兴，就可以锥穿地球，捅破天穹，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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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儒家的伟大经典《中庸》才强调：“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是真正的君子，即使在别人看不到、听不着的时候，也要按照道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切的恶念都容易在没人监管的情况下在心头闪现；一切微小的不良心理如果不及时加以限制，都会发展、扩张成巨大的恶行，但是《中庸》虽然伟大，说的只是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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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哪有纯而又纯的君子？谁没有一点私心杂念？那不成了石头。但是，政治统治者的私欲一旦不受限制，则将对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甚至地球和宇宙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在这方面，咱们得向人家西洋人学习，人家早就看透了这一点，并且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把权力制衡和限制、监督权力的机制，运用得已经很得体、很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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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既是一个善器，可以通过它来实现人生的崇高目标，可以通过它去维护公众的利益，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前进，促进合理的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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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权力也是一支魔杖。一旦拿在手里，君子也会变成小人，圣贤也能化为魔鬼。所以，不管谁拿到权力，咱们都得机灵着点，哪怕他是孔子或者耶稣，咱都得一起行动起来，运用社会的和任何可能的力量，严格限制他，制约他，制衡他。同时，还要严密监控他，监督他，监管他。只有这样，才能不使一个人或者一伙人的意志，随意凌驾于万众之上，才能保障咱普通生灵们——仅有的一点既来之不易，又可怜得要命的生存权益不被彻底剥夺、不受无端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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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本来想“哄骗”赵普，把宰相的签署权留在自己手里，可是赵普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得太祖心里很不舒服，正烦着呢，吏部又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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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君赵匡胤 陶谷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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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李昉已被太祖从湖南衡阳召回，回朝担任给事中。翰林学士陶谷，从前与李昉有过节，总想伺机报复。刚好今年李昉跟吏部尚书张昭一道，负责本年官员考核任免。陶谷想从李昉身上直接找瑕疵，以便加以陷害。但是一时间没找到，就想从李昉的身边人下手。听说左谏议大夫崔颂，跟李昉关系密切。于是就上言诬陷，称崔颂把自己的亲戚托付给李昉，让李昉帮忙搞个东畿令干干。东畿令是个什么官？大约就相当于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区长之类的官职。当然，北京市有很多区，而大宋朝的都城，只有东西南北畿，而且没有区委书记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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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告了别人，又怕皇上不信，就把张昭扯上，说是张昭最了解这件事情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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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谷大约是想着：一旦皇上发问，张昭不敢说自己不知道，如果他说不知道，也得跟着一起吃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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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等于把张昭也给告了，因为如果张昭真是知情不举，就等于欺君！这可不是个小罪名。张昭毫不知情，街坊间有关这件事的传言，很可能也是陶谷派人故意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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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把张昭找去询问，张昭顿时火冒三丈，忘记了在皇帝面前的礼数，把帽子摘下来，大声对太祖说：“陶谷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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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说陶谷撒谎，欺骗皇上。太祖很生气，又找其他可能的相关人员询问，都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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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以后，宰相府上奏称：陶谷引张昭为证，张昭拒绝承认。说张昭在朝堂之上，肆意喧闹，惊扰了圣躬，有失大臣之礼。“事涉李昉、崔颂等，宜行责遣，以儆效尤。”有诏：李昉，责授彰武行军司马；崔颂，责授保大行军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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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见陶谷得逞，心里咽不下这口恶气。同时责罚了李昉和崔颂，就等于陶谷说的是事实。而自己当着皇帝的面奏称“陶谷罔上”，自然也应当受到责罚。皇上虽然没有直接责罚自己，可是自己又有什么颜面这样低三下四地干下去？于是就连续三次上章，请求退休。太祖准奏，张昭就这样，以吏部尚书（《宋史》本传称“以本官致仕”，就是在原来的官位上退休的意思）身份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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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在皇帝面前甩掉帽子、大声喧嚷，虽然“查无实据”，但肯定“事出有因”。为了维护朝廷尊严，必须对“违礼”大臣进行责罚，要不然朝廷就没了规矩、没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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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谷呢？诬陷完别人，自己就没事了吗？暂时没有证据证明诬陷他人事实，留任翰林学士承旨。陶谷这次虽然没有明确被责罚，但太祖在心理上一直看不起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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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陈桥兵变，太祖回师东京，禅位仪式上缺少禅位诏书，陶谷顺手从长袖中取出说：“已经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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