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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皇帝本人原来都是讲些道理的。但是当了皇帝之后，就很少讲道理了。因为他们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只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到了这样的时候，多半都以为自己有理，甚至以为只有自己才站在理上。以为有权就有理，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当成公理，而别人却只能贯彻落实，从而也就无权便无理了。太祖爷的英明，并不在于他真想把权力分给宰相或者其他官员，而在于他不会用武力驱除干扰自己权力独断的外在力量，他真有一份仁爱的心肠。虽然他想得到绝对没有控制的权力，但他也不想被人说自己不讲道理，更不想被人说成是暴君。太祖爷的心里还有所怕。人的心里一旦没有害怕的感觉，那就真像和尚打伞一样，无法无天了。到了这种光景，杀人越货，奸淫掳掠，只要自己高兴，就可以锥穿地球，捅破天穹，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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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儒家的伟大经典《中庸》才强调：“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是真正的君子，即使在别人看不到、听不着的时候，也要按照道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切的恶念都容易在没人监管的情况下在心头闪现；一切微小的不良心理如果不及时加以限制，都会发展、扩张成巨大的恶行，但是《中庸》虽然伟大，说的只是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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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哪有纯而又纯的君子？谁没有一点私心杂念？那不成了石头。但是，政治统治者的私欲一旦不受限制，则将对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甚至地球和宇宙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在这方面，咱们得向人家西洋人学习，人家早就看透了这一点，并且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把权力制衡和限制、监督权力的机制，运用得已经很得体、很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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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既是一个善器，可以通过它来实现人生的崇高目标，可以通过它去维护公众的利益，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前进，促进合理的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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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权力也是一支魔杖。一旦拿在手里，君子也会变成小人，圣贤也能化为魔鬼。所以，不管谁拿到权力，咱们都得机灵着点，哪怕他是孔子或者耶稣，咱都得一起行动起来，运用社会的和任何可能的力量，严格限制他，制约他，制衡他。同时，还要严密监控他，监督他，监管他。只有这样，才能不使一个人或者一伙人的意志，随意凌驾于万众之上，才能保障咱普通生灵们——仅有的一点既来之不易，又可怜得要命的生存权益不被彻底剥夺、不受无端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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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本来想“哄骗”赵普，把宰相的签署权留在自己手里，可是赵普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得太祖心里很不舒服，正烦着呢，吏部又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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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君赵匡胤 陶谷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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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李昉已被太祖从湖南衡阳召回，回朝担任给事中。翰林学士陶谷，从前与李昉有过节，总想伺机报复。刚好今年李昉跟吏部尚书张昭一道，负责本年官员考核任免。陶谷想从李昉身上直接找瑕疵，以便加以陷害。但是一时间没找到，就想从李昉的身边人下手。听说左谏议大夫崔颂，跟李昉关系密切。于是就上言诬陷，称崔颂把自己的亲戚托付给李昉，让李昉帮忙搞个东畿令干干。东畿令是个什么官？大约就相当于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区长之类的官职。当然，北京市有很多区，而大宋朝的都城，只有东西南北畿，而且没有区委书记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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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告了别人，又怕皇上不信，就把张昭扯上，说是张昭最了解这件事情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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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谷大约是想着：一旦皇上发问，张昭不敢说自己不知道，如果他说不知道，也得跟着一起吃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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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等于把张昭也给告了，因为如果张昭真是知情不举，就等于欺君！这可不是个小罪名。张昭毫不知情，街坊间有关这件事的传言，很可能也是陶谷派人故意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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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把张昭找去询问，张昭顿时火冒三丈，忘记了在皇帝面前的礼数，把帽子摘下来，大声对太祖说：“陶谷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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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说陶谷撒谎，欺骗皇上。太祖很生气，又找其他可能的相关人员询问，都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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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以后，宰相府上奏称：陶谷引张昭为证，张昭拒绝承认。说张昭在朝堂之上，肆意喧闹，惊扰了圣躬，有失大臣之礼。“事涉李昉、崔颂等，宜行责遣，以儆效尤。”有诏：李昉，责授彰武行军司马；崔颂，责授保大行军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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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见陶谷得逞，心里咽不下这口恶气。同时责罚了李昉和崔颂，就等于陶谷说的是事实。而自己当着皇帝的面奏称“陶谷罔上”，自然也应当受到责罚。皇上虽然没有直接责罚自己，可是自己又有什么颜面这样低三下四地干下去？于是就连续三次上章，请求退休。太祖准奏，张昭就这样，以吏部尚书（《宋史》本传称“以本官致仕”，就是在原来的官位上退休的意思）身份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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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在皇帝面前甩掉帽子、大声喧嚷，虽然“查无实据”，但肯定“事出有因”。为了维护朝廷尊严，必须对“违礼”大臣进行责罚，要不然朝廷就没了规矩、没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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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谷呢？诬陷完别人，自己就没事了吗？暂时没有证据证明诬陷他人事实，留任翰林学士承旨。陶谷这次虽然没有明确被责罚，但太祖在心理上一直看不起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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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陈桥兵变，太祖回师东京，禅位仪式上缺少禅位诏书，陶谷顺手从长袖中取出说：“已经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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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谷当年的那份禅位诏书，根本没人指使，而是听到传言，说是太祖兵变了，赶紧回去撰写，因为手快，禅位之前就写好带在身上了。他的做法，显然已经表明，其人是个行险侥幸的功利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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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陶谷还是不了解宋太祖，太祖爷不喜欢阿谀权势、攀附新贵，出卖旧主，同时也出卖自己尊严的人。从那天他拿出那份诏书开始，太祖就不愿再正眼看他。太没有操守，也太会见风使舵了。真让人瞧不起了，太祖心里早就对他蔑视透顶了。但是陶谷确实博学多才，国家刚刚建立，缺少这种人是不行的。不懂行的上来，一定会乱搞一阵。这是治理国家，不是任气使性子。所以，太祖也只能忍耐着，依旧使用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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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原名张昭远，五代老吏。从后唐开始为官，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充任朝廷要职。后汉时为了躲避刘知远的名讳，把远字去掉不叫了，只称张昭。宋初一直担任吏部尚书，官职和权力都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官员任免、升黜、考核、督查之类。张昭为官，尽职尽责，撤出白起配享武成王庙的资格，以及其他武将、谋臣的升黜，都是太祖委命张昭召集大臣们讨论商量之后，才最后决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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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还将晚唐、五代以来的选官制度、考核制度等整理分类，为大宋朝的官员选拔、官员政绩考核评估、官员升等黜降、奖励责罚等规矩的确立，提供了有效的参照。为宋朝官制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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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这么让张昭退休就完事了？那不是宋太祖的风格，太祖是古今帝王中绝少有的讲情谊的人。太祖让张昭退休，一方面也是张昭年纪大了，当时张昭已经七十一岁。太祖封张昭为“陈国公”，张昭七十九岁过世。过世前，太祖有重要事宜，还派遣身边近臣亲自到张昭家里询问。张昭跟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官员退休之后，都成了大宋朝的“顾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张昭临终前告诫两个儿子：“我在好几个朝廷中都做过官，我死以后，不要向朝廷为我请谥，这样会加重我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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