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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以后，宰相府上奏称：陶谷引张昭为证，张昭拒绝承认。说张昭在朝堂之上，肆意喧闹，惊扰了圣躬，有失大臣之礼。“事涉李昉、崔颂等，宜行责遣，以儆效尤。”有诏：李昉，责授彰武行军司马；崔颂，责授保大行军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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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见陶谷得逞，心里咽不下这口恶气。同时责罚了李昉和崔颂，就等于陶谷说的是事实。而自己当着皇帝的面奏称“陶谷罔上”，自然也应当受到责罚。皇上虽然没有直接责罚自己，可是自己又有什么颜面这样低三下四地干下去？于是就连续三次上章，请求退休。太祖准奏，张昭就这样，以吏部尚书（《宋史》本传称“以本官致仕”，就是在原来的官位上退休的意思）身份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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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在皇帝面前甩掉帽子、大声喧嚷，虽然“查无实据”，但肯定“事出有因”。为了维护朝廷尊严，必须对“违礼”大臣进行责罚，要不然朝廷就没了规矩、没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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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谷呢？诬陷完别人，自己就没事了吗？暂时没有证据证明诬陷他人事实，留任翰林学士承旨。陶谷这次虽然没有明确被责罚，但太祖在心理上一直看不起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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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陈桥兵变，太祖回师东京，禅位仪式上缺少禅位诏书，陶谷顺手从长袖中取出说：“已经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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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谷当年的那份禅位诏书，根本没人指使，而是听到传言，说是太祖兵变了，赶紧回去撰写，因为手快，禅位之前就写好带在身上了。他的做法，显然已经表明，其人是个行险侥幸的功利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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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陶谷还是不了解宋太祖，太祖爷不喜欢阿谀权势、攀附新贵，出卖旧主，同时也出卖自己尊严的人。从那天他拿出那份诏书开始，太祖就不愿再正眼看他。太没有操守，也太会见风使舵了。真让人瞧不起了，太祖心里早就对他蔑视透顶了。但是陶谷确实博学多才，国家刚刚建立，缺少这种人是不行的。不懂行的上来，一定会乱搞一阵。这是治理国家，不是任气使性子。所以，太祖也只能忍耐着，依旧使用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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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原名张昭远，五代老吏。从后唐开始为官，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一直充任朝廷要职。后汉时为了躲避刘知远的名讳，把远字去掉不叫了，只称张昭。宋初一直担任吏部尚书，官职和权力都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官员任免、升黜、考核、督查之类。张昭为官，尽职尽责，撤出白起配享武成王庙的资格，以及其他武将、谋臣的升黜，都是太祖委命张昭召集大臣们讨论商量之后，才最后决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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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还将晚唐、五代以来的选官制度、考核制度等整理分类，为大宋朝的官员选拔、官员政绩考核评估、官员升等黜降、奖励责罚等规矩的确立，提供了有效的参照。为宋朝官制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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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这么让张昭退休就完事了？那不是宋太祖的风格，太祖是古今帝王中绝少有的讲情谊的人。太祖让张昭退休，一方面也是张昭年纪大了，当时张昭已经七十一岁。太祖封张昭为“陈国公”，张昭七十九岁过世。过世前，太祖有重要事宜，还派遣身边近臣亲自到张昭家里询问。张昭跟范质、王溥、魏仁浦等官员退休之后，都成了大宋朝的“顾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张昭临终前告诫两个儿子：“我在好几个朝廷中都做过官，我死以后，不要向朝廷为我请谥，这样会加重我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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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谥”是什么？就是跟皇帝要一个“谥号”。世称范仲淹为“范文正公”、胡安国为“胡文定公”、朱熹为“朱文公”、周敦颐为“周元公”之类，这里面的“文正”“文定”“文”“元”字样，都是谥号。谥号是用来表彰大臣们的内在人品和行为风格的，谥号都是大臣们过世以后，由子女或者朝廷中的其他大臣提议，礼部审核、讨论之后，交给皇帝审批。得到皇帝认可之后，再由朝廷下发“红头文件”确认，请谥的过程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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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不让儿子为自己请谥，说是自己在好几个朝廷中任过职，伺候过不同的主子，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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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离任退休才几个月，老宰相范质又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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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质生病期间，太祖不断亲自探望，甚至亲自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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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质临终之前，也说了后来张昭过世前类似的话语，告诫儿子范旻，不要为自己请谥，不要立墓碑之类。说自己在几个朝廷中都任过职，这件事张扬出去并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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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的宰辅们，多半都毫不吝惜地收受地方节度使的供奉，家资巨富。范质从周世宗时开始任宰相，入宋以后还一直担任宰相，家无余产，家庭用具简单，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都很俭朴。据称五代以来，宰相不贪，宰相家庭不富，是从范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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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一次朝臣聚会的时候，太祖想起范质，还感慨地说：“朕闻范质居第之外，不置资产，真宰相也！”说他家里家外，没有多余的资产，什么多少亩田宅，多少间房，跟人家范质一点关系都没有。真正是个好宰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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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闻听范质噩讯，痛惜不已，赠范质中书令，赐绢五百匹，粟、麦各一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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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现在可以把张昭和范质对自己的态度，跟前面说到的那位给很多朝廷当过宰相的冯道对自己的态度做个对比，就会看出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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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自以为得意，吹嘘自己“胸戴数国勋章”“身挂数国相印”。冯道讲这种话的时候，是在后周的世宗时代。这才短短十年左右的光景，人们的价值观变了。从寡廉鲜耻，变得害羞知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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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老夫子说过：“耻之于人大矣。”人生是否有节操，很多时候都得从是否有羞耻心上看。在风气醇厚的社会里，大家都害羞怕耻；而在风气混沌不堪的氛围中，人们的羞耻之心也就荡然无存了。五代时期社会风气的混沌不堪，通过五代时期文武官员和社会大众的无耻心态和无耻言行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而从大宋朝建立以来，那些在五代的大染缸里，浸泡得比泡菜还彻底的官员，开始讲究廉耻，开始顾及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了。这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伟大变化！为什么会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发生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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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的做法和取向是最重要的导引风向标。太祖怀仁爱，行正道；孝亲敬长，善待友朋；不提倡贪功冒进，不喜欢阿谀逢迎；不急切于事功成就，不怠惰于日常事务；慎思明辨，沉稳持重；开朗直率，诚信待人；不吝赐人而自奉俭约。太祖的做法，首先感染了周围的大臣，进而又通过身边的大臣，影响到周围更广大的人群。大宋朝开国不久，社会的风气，就已经悄然不觉地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真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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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的改变，绝不是通过主观想象，然后再进行点客观宣传就能轻易实现的。风俗的改变，也绝不是靠经济奖励和物质刺激就能达成的。奖章和奖金，既不足以导引社会向善，往往还适得其反，激发人们的竞争之心和功利意识。一个急切于成功或者着急获取成就的社会，一个以经济利益诱惑大众的社会，一个以客观指标约束和引领人们的社会，一个以强制手段逼迫人们一定要如何如何的社会，是永远不要指望社会的风气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根本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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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的改变，首先靠的是在上位者的表率。太祖虽然原本读书不多，但是他的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务实肯干而不急功近利，在大宋朝刚刚建立之初，就为身边的大臣们做出了楷模性的示范，并通过身边大臣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普通大众之中去了。正像南宋时期的大儒胡五峰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想彻底改变世间的不良风俗，首先得彻底改变君主的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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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太祖的执政风格和宋初社会风气的骤然好转，我们可以深深地相信，胡五峰先生的话真正是改造社会风俗的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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