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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重修颐和园，朝廷从海军和其他政府部门抽取了大量的经费，且地方高官皆应诏进京朝贺（同时也是为了捐款），参加此次盛典。其中包括当年被撤了职的荣禄，借此机会，他再次回到慈禧身边，担任了京城的步军统领。过去三年间，他一直待在西安，担任鞑靼将军的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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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所有高官均“受邀”将自己俸禄的四分之一捐出，作为庆生礼物送予慈禧太后，加起来一定超过几百万两。寿宴的所有准备皆极其隆重，慈禧又命人在西华门至颐和园的几十千米大道旁，沿途搭建牌楼。不料，正当庆典筹备工作紧锣密鼓之时，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而后日军大败中国海军。战争搅乱了慈禧的庆生计划，她不得不取消颐和园内准备的庆典工程，以光绪帝的名义下发了以下这道悲怆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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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十月，予六旬庆辰，率土胪欢，同深抃祝。届时皇帝率中外臣工，诣万寿山行庆贺礼，自大内至颐和园，沿途跸路所经，臣民报效，点缀景物，建设经坛。予因康熙乾隆年间，历届盛典崇隆，垂为成宪，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欲过为矫情，特允皇帝之请，在颐和园受贺。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变乱藩封，寻复毁我舟船，不得已兴师致讨，刻下干戈未戢，征调频烦，两国生灵，均罹锋镝，每一思及，悯悼何究。前因念士卒战阵之苦，特颁内币三百万金，俾资腾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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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者庆辰将届，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观，受台莱之祝，耶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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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最后，光绪皇帝为表孝心，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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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仰承懿旨，孺怀实有未安，惟再三吁请，未荷慈允，敬维盛德所关，不敢不钦遵宣示，各该衙门即遵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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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军队彻底打败，颜面尽失，大清王朝名誉扫地。这次的失败也直接导致南方各省强烈要求改革，导致了后来的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有人认为如若当初避免了战争，就不用付出如此大的牺牲，受到如此的奇耻大辱，然而是否真的如此，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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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表现出一贯精明，不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也不承担任何与此次战争有关的责任，而是将责任完全丢给了光绪皇帝。她心知肚明，正是由于当年大太监李莲英的建议和操纵，将海军经费挪来用于重修颐和园的工程，才导致海军资金短缺，发展举步维艰。然而，当时的许多杰出官员及政府顾问并不知情，仍被蒙在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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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建议使用武力维护大清王朝对朝鲜的宗主权，成为众矢之的。但就此事而言，他和其他官员一样，面对如此困境，也犹豫过、迟疑过，直到最后一刻，才下定决心，放手一搏。他明白，此时不论中国战与不战，都无法避免一场巨大的挑战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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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这段历史的文件和史料当时全部存在天津总督衙门和北京海关总署，这些珍贵的史料不幸在1900年的灾难中被毁之一炬。如此一来，到底是什么原因直接导致了那样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真相。李鸿章意识到，日本曾两次侵略中国，并从中得到了好处。第一次是在1874年，清政府付了大量赔款。第二次是1885年，清政府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部分控制权。一次又一次的妥协让步，直接导致了如今这场危机。他深知，即使清政府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让给日本（这对中国政府没有丝毫的好处），也仅能够换来一时的平静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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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日本进犯东三省，挑起新的事端。1905年，中国政府承认了日俄两国在中国签署的《朴次茅斯和约》条款，东三省的命运便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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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国，其挑起事端的手段和方式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李鸿章清楚，几年来，日本为这场战争做了充足的准备，相比之下，自己手下的海军实力欠缺整合，根本无法与日本军队匹敌。但是，周围的官员还认为大清朝乃天朝上国，无可匹敌。同时，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进驻朝鲜的袁世凯也信誓旦旦地保证，如若日本挑衅中国，英国定会及时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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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学家公开指责李鸿章鼓动朝廷和皇帝卷入战争，外国人也普遍如此。事实上，李鸿章一开始确实全力支持，派遣一支中国军事力量到朝鲜帮助打压叛乱。然而，他意识到挑起战争才是日本的目的后，立即停止一切行动，禁止采取任何可能与日本发生冲突的举措。但在最后一刻，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极力劝说，军事热情再次战胜理智，与京中大臣商讨后，他派遣了“高升”号到朝鲜，明白这一举动意味着向日本宣战。当“高升”号被击沉、中国海军战败的消息传来时，自然而然，李鸿章极力想要推卸掉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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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指责李鸿章向日本宣战，国人则指责他向日本求和，称他的求和之举是卖国求荣，正如后来指责他将满洲（伪满洲）卖给俄国一样。尽管慈禧非常欣赏他卓越的智慧和娴熟的处世能力，但此时她不喜欢这位总督大人。战争过后，李鸿章受到多位御史的抨击弹劾，慈禧发现自己竟和他一起遭到责难，便开始极力为他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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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一位名叫安维峻的御史大胆地指责慈禧太后和总督给中国造成了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其奏折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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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对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扣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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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节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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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尚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利害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彼既外强中干，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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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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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不及详审，而枢臣中或系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而不知李鸿章久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绝无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皆已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也，若能反则早反矣。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我皇太后，故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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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实耻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鉴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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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封直言的谏书，皇帝颁布一道圣谕，从其内容来看，明显是由慈禧一手操控。从其内容也可以看出，当时慈禧密切关注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还经常审阅他批阅过的奏章。这封圣谕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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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时事多艰，凡遇言官论奏，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词失当。亦不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训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诚心，天下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遁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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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口妄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安维峻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儆戒，原折着掷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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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清朝被日军击败一事，慈禧深感耻辱。中国历史学家经常提到，日本这一民族的文明和艺术皆是承袭自中国。慈禧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日本侵略中国直隶，再加上李鸿章信誓旦旦保证俄国与欧洲盟国不会允许日本吞并满洲行省的领土，于是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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