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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指责李鸿章向日本宣战，国人则指责他向日本求和，称他的求和之举是卖国求荣，正如后来指责他将满洲（伪满洲）卖给俄国一样。尽管慈禧非常欣赏他卓越的智慧和娴熟的处世能力，但此时她不喜欢这位总督大人。战争过后，李鸿章受到多位御史的抨击弹劾，慈禧发现自己竟和他一起遭到责难，便开始极力为他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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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一位名叫安维峻的御史大胆地指责慈禧太后和总督给中国造成了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其奏折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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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对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扣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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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节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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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尚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利害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彼既外强中干，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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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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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不及详审，而枢臣中或系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而不知李鸿章久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绝无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皆已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也，若能反则早反矣。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我皇太后，故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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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实耻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鉴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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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封直言的谏书，皇帝颁布一道圣谕，从其内容来看，明显是由慈禧一手操控。从其内容也可以看出，当时慈禧密切关注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还经常审阅他批阅过的奏章。这封圣谕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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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时事多艰，凡遇言官论奏，无不虚衷容纳，即或措词失当。亦不加以谴责。其有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训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诚心，天下臣民，早应共谅。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遁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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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口妄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安维峻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儆戒，原折着掷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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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清朝被日军击败一事，慈禧深感耻辱。中国历史学家经常提到，日本这一民族的文明和艺术皆是承袭自中国。慈禧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日本侵略中国直隶，再加上李鸿章信誓旦旦保证俄国与欧洲盟国不会允许日本吞并满洲行省的领土，于是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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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她不愿意李鸿章成为此事的代罪羔羊，受到满洲贵族及南方各省激进人士的指责和批评，她明白他的艰难处境，理解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并非全然李鸿章之责任。但是，正是甲午战争毁掉了她为自己六十大寿准备的庆典，作为一个女人，她对此无法释怀，心中恼怒不已，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指责，她将矛头指向光绪皇帝并不令人吃惊。她不断怒斥，称光绪皇帝不将此事禀报，且不经她同意贸然卷入这样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实在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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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间分歧越来越大。1898年的戊戌政变标志两人的矛盾到达极点。因为慈禧与光绪皇帝间的纷争，宫中势力分为了两大阵营，互相排挤争斗，直到两人相继去世才得以平息。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据那些坚称对宫中生活了如指掌之人称，光绪皇帝改革之心日渐成形，皇后，也就是慈禧的侄女，与光绪皇帝也日渐疏远，关系更加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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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5年到1896年，光绪对慈禧的态度并未有明显变化，表面上依然毕恭毕敬。但是，即便是常人，也能预见到这是纷争的前兆。1896年，光绪的生母，即慈禧的妹妹逝世，光绪和慈禧间仅剩的一丝和睦亲情以及可能的和解希望彻底消失，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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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治下的中国 第十二章 维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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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初，军机处由以下官员组成：恭亲王、礼亲王、刚毅、廖寿恒以及曾任光绪皇帝师傅的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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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正过着怡然自得、安逸舒适的日子，日日有两位挚友相伴，一为荣禄的妻子，一为其过继来的女儿，即皇家大格格。据称，慈禧太后经常在昆明湖边散步野餐，或欣赏戏剧演出，或吟诗作画，过得甚是自在。然而，她仍命令刚毅和礼亲王及时将紫禁城中一切事务汇报给自己。因此，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然表面上将国家政权交给了皇帝，仍然时不时回紫禁城看上一看，丝毫不放松对权力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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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则准时被宣召到颐和园向太后请安，每月约有五六次，以此表示对太后的尊敬。这期间，两者关系表面上依然和和睦睦，风平浪静。每次光绪帝颁发任何重要圣谕前，必定会先到颐和园征询慈禧太后意见，而太后此时对光绪皇帝也是和蔼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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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太后确实不止一次听信太监打的小报告，责备光绪皇帝脾气暴躁，对下人态度过于恶劣。大多时候，都是太监李莲英从中作祟，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编造谣言，或夸大事实。但是，正如后来的事实证明，光绪皇帝完全清楚慈禧太后温和的外表下，实则手段强硬，心狠手辣。因此，每次太后回驾紫禁城，光绪皇帝总会严格遵照礼节，在皇宫门口跪着迎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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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颐和园请安，他不能亲自宣布驾临，必须跪在内门，等候大太监前来传见。大太监李莲英内心痛恨光绪帝，总是乐于让他跪在那里等候，有时候甚至会拖上半个小时，才去向太后禀报皇上驾临。每次觐见太后，光绪也不得不像其他朝臣那样买通太后的侍奉太监才可以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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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奴才根本不把光绪皇帝看在眼里，甚至对待其他满洲官员时，他们还更加客气尊重些。这宫闱间，天子根本无足轻重，所以，1898年夏季，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展现出来的决心、采取的坚决行动让宫廷中人大吃一惊。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光绪皇帝只要得到机会，一样能够办得起大事，能够配得上浑身上下流淌着的皇族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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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对皇帝影响最深远的大臣为翁同龢，即皇帝的师傅。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很多军机大臣都因此被撤了职，为补职缺，翁同龢得以再次进入军机处任职。作为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在皇帝还是五岁孩童时，就已经获允进出皇宫。他是江苏人，是京城南方党派的领袖。他痛恨满洲大臣狭隘的保守主义，也痛恨京城中的汉人，认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意见与满洲大臣并无差异。这南北之争早在光绪皇帝统治伊始，便已硝烟弥漫了。北方党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徐桐，一个学识渊博的汉军旗人，身为汉人，内心却早已同化为满人，曾经担任过同治皇帝的师傅。李鸿藻也是北方党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是直隶人，和翁同龢同一时间进入军机处任职。南方党派则由翁同龢和潘祖荫领导，潘祖荫祖籍为苏州，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散文家。关注这两党之争及其进展极为必要，两党之争是1898年戊戌变法的首要原因，也是后来慈禧政变夺权及最终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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