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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之死影响极深。他的聪明才智曾经引导统治者做出正确决定，他去世后，朝廷就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代表人物。除此之外，恭亲王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压制住了满洲人过分排汉反外的倾向，如今，这种倾向很有可能会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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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是道光皇帝的儿子中唯一仍然在世的，所以拥有可以与慈禧相抗衡的地位和实力，这是其他亲王不能比拟的。假设他依然在世，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另一方面，光绪皇帝也经常参考、听取恭亲王的建议。恭亲王逝世后，光绪皇帝才开始听取康有为及其同党的意见，实施改革。恭亲王并非执迷不悟的保守主义者，但是针对改革中的许多措施，也定会反对并加以指责。对翁同龢而言，恭亲王之死，是很大的损失。他深知，恭亲王是他难得的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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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死后不久，翁同龢向光绪皇帝引荐康有为，称康有为的才能远在自己之上。同时他希望康有为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和重用，这样自己便可以利用康有为增强南方党派势力，对抗北方党派，最重要的是对付他的宿敌刚毅和徐桐。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康有为会建议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对抗。他仅仅希望能够巩固自身的地位和南方党派的势力而已。光绪皇帝接受了他对康有为的引荐，于1898年6月14日，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召见了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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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对朋友兼同僚廖寿恒说，等觐见结果出来之后，再做定夺。如果康有为给皇帝留下了好印象，他就继续留任，否则，他会请辞。他又说，如果端午节皇帝给自己送来寻常赏赐，那就意味着自己还没有危险。他希望能够逃脱慈禧太后对自己的敌意，不要像张荫桓那样随时都可能被罢免。后来的百日维新中，张荫桓成为光绪皇帝的左膀右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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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翁同龢请了一周的病假，想避避风头，他深知数日之内，朝廷将发生巨大变故。23日，光绪皇帝颁发了第一道变法圣旨。此前，皇帝已经就圣旨一事到颐和园征求过慈禧太后的意见，还特地召见了荣禄。慈禧太后向他保证，只要改革措施不侵犯到满洲贵族的特权，她不会对政策加以阻挠。同时，她称翁同龢正在煽动一项排满运动，如若进展成功，大清的统治将岌岌可危，因此要求皇帝即刻将翁同龢撤职。荣禄极力向皇帝推荐一个有名的进步人士，即湖北总督陈宝琛的儿子。这很有趣，因为在欧洲，荣禄反对变革这一观念极为盛行。之后的一系列事情，迫使他转而反对这个自己一手推荐上来的官员，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观念有变，而是因为改革者的政策正朝着意想不到的、越来越危险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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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颁发的第一道变法圣旨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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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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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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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殿试成绩揭晓，光绪皇帝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在旧制度下举办的科举考试。原定的第一名是一个江苏考生，但是慈禧太后改变了名单顺序，将那令人垂涎的第一名给了一个贵州考生，以此表现她对翁同龢出生地江苏的不满。同时，朝廷下旨，建议皇族成员到欧洲留学，即使是血亲亲王也被鼓励出国，调查国外的政治状况。这些改革圣旨，在众满洲官员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感觉到大清统治受到了威胁，王朝特权的古老壁垒处于危险中。孟子曾经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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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翁同龢请假一周后回朝，和往常一样，早晨四点钟，天还未亮，便前往颐和园，参加军机大臣会议。但他却从御前大臣那里接到了一份罢免自己一切官职的上谕。这是慈禧代表的北方党派所采取的第一步公开举动，明显是慈禧太后胁迫光绪帝所书，这封圣谕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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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内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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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道圣旨，可以明显看出，此时光绪皇帝已经完全在慈禧太后的掌控之下。圣旨中称新授二品大员，必须到太后那里谢恩。自从甲午战争之后，慈禧太后便不再每日朝见，而只在重大国家庆典上接见群臣。但是，从这一天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同一天，她还发布了一道圣旨，将荣禄调往天津，担任直隶总督。第二日一早，荣禄和康有为接受召见。皇帝命令荣禄重整直隶步兵，同时希望荣禄能够在这次变法革新中忠心耿耿，竭诚听令。之后，光绪帝与康有为谈了几个小时，其会谈多是如此（但这是唯一一次在史书中有记载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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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内心痛恨慈禧太后，却也非常畏惧慈禧太后。一开始，他竭尽全力在皇帝面前诋毁慈禧太后，让皇帝对太后产生偏见。他一再重申，慈禧太后支持变法纯属假象，并非真心。他还严厉指责她在颐和园沉迷酒色、生活肆无忌惮、奢侈堕落，称南方民众之所以反对大清的统治，都是因为慈禧太后不得人心。他还将慈禧太后的私生活和唐朝武则天那臭名昭著的私生活做对比，建议皇帝将慈禧太后打入冷宫，称慈禧太后是变法之路上最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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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皇帝便彻底被康有为的言辞折服，对其言听计从，之后皇帝下发的每一道圣旨，都有康有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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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普遍认为，康有为热衷于改革并非没有半点私心，并非如其所说仅仅是为了富民强国，实际上，他想要依靠对皇帝的影响，获得参与朝政的大权，利用皇帝感情上的柔弱，达成自己的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他如此抨击谴责慈禧太后及荣禄，并非出自真正的爱国之心，而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只要慈禧太后重掌了政权，他的野心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位置和权力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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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治下的中国 第十三章 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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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第一次觐见光绪皇帝后，改革变法的诏书便如同雪花般纷纷而至。首先，皇帝下诏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制从隋朝开始便源远流长，除了康熙时期有过短暂中断外，一直是朝廷遵行的祖制。现在光绪明令废除这一制度。皇帝在诏书中称，将来文科考试除了保留原来的古典科目为基础科目外，还要增加与实务相关的科目，考生若想要进入仕途，必须通晓其他国家的历史及当代政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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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御史宋伯鲁和杨深秀联名参奏礼部尚书许应骙，指责他阻碍变法，请求皇帝“示圣怒，贬许至四品，以儆效尤”。奏折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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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见皇帝赫然发奋，图新自强，而尤垂意于学校外交两事，此诚储才之急务，保邦之远猷也。臣惟礼部为学校总汇之区，总署乃外交钤键之地，必得人以为理，始措置之得益。窃见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品行平常，识见庸谬，妄自尊大，刚愎凌人。礼部为文学之官，关系极为重大，国家学校贡举之制，多由核议。皇上既深惟穷变通久之义，为鼓舞人才起见，特开经济特科、岁举两途，以广登进。而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倡言经济特科之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见有诏书关乎新政，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是。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皇上日患经济之才少，而思所以养之。许应骙日患经济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臣不知其何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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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为交涉要区，当此强邻环伺之时，一话一言，动易招衅，非深通洋务，洞悉敌情，岂能胜任？许应骙于中国学问，尚未能十分讲求，何论西学？而犹鄙夷一切，妄自尊大，其伤邦交而损国体，所关非细故也。臣以为许应骙既深恶洋务，使之承之总署，于交涉事件，有毫无所赞益，而言语举动，随在可以贻误，宜令即行退出总理衙门，实为慎重邦交之道。礼部总持天下学术，皇上方谆谆诫谕，令天下讲求实务，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而许应骙厕乎其间，日以窒塞风气，禁抑人才为事，致圣意不能宣达，天下无所适从，宜解去部职，以为守旧误国者戒。伏请皇上天威特振，可否将礼部尚书许应骙以三四品京堂降调，撤去总理衙门行走，庶几内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邻邦之笑柄，所系似非浅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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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阅了这封奏折，光绪皇帝问许应骙对奏折中所言如何解释。许应骙于是写了以下奏折回复，彰显了他对康有为等人的不满和仇视，奏折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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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思戆直之招尤，仰荷圣明之洞察，许自陈达，良深感悚。谨将被参各节，为皇上缕晰言之。如原奏谓臣腹诽朝旨，在礼部昌言经济科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一节，查严修请设经济科原折，系下总署核议。臣与李鸿章等以其因延揽人才，转移风气起见，当经议准复陈。若臣意见参差，可不随同画诺，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诽？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任意捏诬，已可概见。至岁举中额，应由臣部妥议，会同具奏，恭候钦定。臣维事关创始，当求详慎，自古名臣著论，斤斤以珍惜名器为要图。况乡举一阶，胶庠所重，倘过为宽取，恐滥竽充数。鄙夫之所喜，即志士之所羞，人才何由鼓励？是以与同部诸臣熟商，定额期协于中，既不敢存刻核之见以从苛，更不敢博宽大之名以邀誉。且现未定稿，该御史竟谓臣务欲裁减，不知何据而言。向来交议事件未经覆奏以前，言官不得搀越条奏，今该御史隐挟成见，逞臆遽陈，殊非体例。原奏又称，诏书关乎开新，下礼部议者，臣率多方阻挠一节，迩来迭奉明谕，如汰冗兵、改武科诸政事，均不隶臣部，岂能越俎代谋？此外，惟杨深秀厘正文体一折，系奉旨交议。案之西学实务，无甚关涉，且未拟稿，何得云多方阻挠耶？原奏又称，臣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实务之士，则疾之如仇一节，窃臣世居粤峤，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如熟悉洋务之华廷春，精练枪队之方耀，善制火器之赖长，均经先后奏保。及中东事起，三员业早凋谢，未展其才，臣深惜之。方今时事多艰，需才愈亟，凡有偏长片技，堪资实用者，臣断不肯失之交臂。平日接见门生后辈，无不虚衷咨访，冀有所益，并勖以务求实际，毋尚虚华，初何尝痛诋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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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御史谓臣仇视通达实务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为而言。盖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侥幸，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观听。即臣寓所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又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及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因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前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尝谓，今之以西学自炫者，绝无心得，不过借端牟利，借径弋名，臣素服膺其论。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臣疾恶如仇，诚有如该御史所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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