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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勇士的所作所为值得敬佩,我们在本章特将两人就义前所上奏折摘录如下,奏折斥责义和团,语锋直指太后身边的奸佞之人,劝谏太后不要一错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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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英名受到国人敬仰,他们的勇气和无私的爱国主义在死后得到认可,他们的名誉得到平反,当时的摄政王下了一道谕旨,将二人之名列入了贤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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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决不久,袁昶的儿子写了一封哀告,于1900年9月将袁昶的死讯通告亲友,并传于亲朋好友间,赞扬了其父的忠勇,表达了自己的哀伤自责之情,内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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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仗义执言,直面邪恶之势,继而招祸。现将此函告于诸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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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拳乱兴起,先父任总理衙门行走,对形势倍感焦虑,其同僚许景澄亦有此感。太后三次召见王公大臣,吾父皆以言相劝,称义和团不足为信,奏曰:“臣亲往东交民巷查看,见拳民横死街头,大部分为枪炮所伤,绝非其所称刀枪不入。应将他们逐出官军,立斩无赦。”闻此言,皇帝转身,询问许景澄:“中国之强大是否足够抵抗外国?而外国兵力又是如何?”许景澄遽奏,言:“中国兵力弱小,万无可能战胜万国列强。”皇帝闻知,执其袖唏嘘不已,悲痛万分。许悲痛退下,与吾父共同草拟联合上奏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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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炮轰使馆区的行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吾父对许言:“屠杀外国使节违背国际公法。若外国使馆被毁,列强定派军报复,吾国将何如?我二人必须阻止这愚蠢之举,即使有性命之忧亦在所不惜。”两人二次上奏,但奏折并未发表。虽未发表,那些支持义和团的王公贵族也因之惧怕,暂时减弱了对使馆区的攻势,皆因此奏折之功劳。但从此之后,吾父与许的政敌日益嫉恨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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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几日,外国军队蜂拥至北京,吾父对许言:“既然横竖都是死,何必在此犹豫不决?”二人第三次上奏。奏折称当前形势危急,现今王公贵族及军机大臣也支持义和团,协助蒙蔽圣听。要避免灾难,阻止洋人,唯一出路就是彻底镇压义和团,为此应先处决几位肇始的王公大臣。此奏既上,吾父谓吾母曰:“事已至此,不管我言还是保持缄默,都必死无疑。与其被这些奸佞之臣谋杀,不如死于司寇。若吾死而朝廷认清险恶局势,吾死得其所,死而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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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皆围着吾父悲泣。他镇静自若,对我们说:“吾以身许国,无复他求。然汝等是留于京城抑或回南,皆由尔等自行决定。”他接着以忠义爱国之道谆谆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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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二,先父被抓送至刑部。次日下午一点,吾父被杀,恪职尽守的一生就此完结。行刑之地围满了义和团暴民。他们诘问吾父为何仇视义和团,上奏批判他们这个爱国军团。吾父蔑笑道:“大臣谋议国事,出自责任,尔等岂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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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狱卒言,吾父与许景澄在狱中畅谈自如,从容索要纸墨,写了二十多张,但是被义和团拳民发现并焚烧。是遗疏,还是遗嘱我们不得而知。呜呼!痛哉!我们未能尽孝,现在只能强忍悲痛,吾母尚在,吾等还要悉心照料家父遗体丧事,需要强打精神,忍痛奉孝。本月初八,全家将吾父灵柩暂时安置在杭州“广友园”,后陪伴吾母至其老家。在先父墓旁立碑,哭泣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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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堪称大勇,那么这两人无愧真真正正的英雄。阅览两人奏折,能够让我们想起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英雄。他们高尚的品格、深邃的思想、视死如归的凛然大义也让我们不禁联想到苏格拉底、塞尼加和普林尼,正是这些人的精神构成了欧洲文明中高尚情操的典范和渊源。这种舍小义而求大义的精神力量,也是日本强盛起来的根基。三封奏折中的最后一封堪称绝唱,彰显了他们的远见卓识、诚挚与英勇无畏。第一封奏折虽然是以袁昶个人的名义呈上的,实际却是由两人合作草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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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景澄曾经担任俄国和德国钦差大臣,因此在外交领域颇为知名,但在正直廉洁和爱国之情上不及袁昶。然而,他因国家大节英勇就义,为国尽忠,足以弥补之前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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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昶的第一封斥责义和团的奏折,于1900年6月20日呈上。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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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密陈目前局势危迫,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将来巨患,披沥直陈,仰祈圣鉴事。窃见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乱京师,连日召见王贝勒内外廷臣工,圣躬焦劳,为宗庙社稷,深维至计,广谘下问。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纾君父之忧劳,负罪无状,内愧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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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查嘉庆十三年七月上谕,即有山东河南一带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拳等名目之事。此项实系白莲教余孽,曾奉仁宗睿皇帝严旨密拿惩办。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复陈一摺,言万无招抚编为营伍之理,言之最为切实明白。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折,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妖言煽乱,各处响应,幸被官兵掩捕擒获,就地正法,绝无能避枪炮刀斧之妖术,此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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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臣询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枪利刃试其伎俩,立时见血伤毙。是妖术全不可信,确凿无疑。而其匪首广树党羽,久蓄逆谋,妄称明裔煽乱,其为邪教乱民,实已明白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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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滋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宴然。始而山东士绅,误信左道,腾谤谓该抚不应用剿。此皆不学无识之徒,以邪为正。近舆论亦渐帖服,以该抚办理为是。臣去年冬曾以劳乃宣说帖,商之总署诸臣,奏请旨饬下东抚办理。旋因东抚办有头绪,遂寝未奏。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隶督臣裕禄观望迁延,养痈成患,听其蔓延,贻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处。涞水戕官尚未痛办,遂致匪胆愈张,甚且焚毁芦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又焚杀教民数百处,将来议偿亦不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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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民教互仇,积成愤毒,地方官禀承国家律令,自有平心谳狱办法。但凭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断不容匪徒自行报复。乃至本月十六七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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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馀家,甚至灾及正阳门城楼,拳匪喝禁水会,不准救火。北城乃京城财产精华所聚,焚掠一空。官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贾尽行闭歇失业,饷项亦艰于汇兑给发。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锋,情急自卫。现兵只有四百十馀人,各保性命,是其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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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枢臣启秀等传懿旨慰问各公使馆,并及公使之妻。该公使感戴圣慈,沦肌入髓,口称调洋兵为卫馆保命起见,绝不敢干预中国国家公事,匪平无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词决非虚伪。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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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提出了一些剿灭义和团的军事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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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该匪人多势众,不可轻剿,不知只匪首倡乱,余多愚蠢村农,幼壮不一,随声附和,斩一悍匪,懦者必悔惧立散。或谓匪有邪术,臣愚以为汉末张角黄巾,元末破头潘关先生,皆有妖术,卒归擒斩。该匪昼伏夜动,动言请神,口出妖言,面带阴气,此乃假托符咒扶鸾请仙五鬼搬运之邪术,一遇声光并见之物,阳气炽烈,如枪炮等物,立即破法轰毙。若云匪术能避枪炮,何以十七八等日,该匪连攻东交民巷使馆,洋兵放枪,立毙数匪?昨又击毙帅府胡同拳匪四十余名,折毁其坛,毫无能避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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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民心因旱饥骤变,臣料京师军民数百万,受朝廷深仁厚泽,实无一谋叛者,叛逆只拳匪首要数人耳。一经擒斩,申国法,儆人心,匪胆即寒,民心亦大定。城匪既清,各公使馆蒙天恩保护,感激再生之恩,则续调之洋兵,自可阻其来京。即来亦可以城匪既清,无庸自行保护折之,令其撤回,我有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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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周礼》称:治乱国用重典,《康诰》称:用其义刑义杀。内匪势在必剿,无可游移。若因循不剿,抚之,亦不受命。各国势大怨深,并举报复,既败不可胜言。与其外兵干预,代行剿办,必至拳匪洋兵,互相哄斗,喋血京师,转致玉石不分。杀害无数良民。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剿办,尚可示以形势,杜彼族之口实,以维持大局,庙社不惊,万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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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荣禄公忠体国。如特奉明旨,责成既专,收效乃速。交涉之间,乃可审机因应。所有目前急图补救之法,务一事权以弭巨患缘由,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裁断。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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