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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直东两省有一种乱民各就村落练习拳棒，杂以神怪。地方官失于觉察，遂至相煽成风。旬月之闲几于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视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为仇教之说。五月中旬，猝然发难，焚烧教堂，戕杀教民，阖城汹汹，势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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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几声初起之时，各国请调洋兵到京保护使馆。朝廷以时势颇迫，慨允破格许之。各国通计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国慎重邦交之明证也。各国在京使馆，平日与地方尚属无怨无德，而自洋兵入城以后，未能专事护馆，有时上城放枪，致有伤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几欲阑入东华门，被阻始止。于是兵民交愤，异口同声。匪徒乘隙横行，烧杀教民，益无忌惮。各国遂添调洋兵，中途为乱党截杀，迄不能前。盖此时直东两省之乱党已镕成一片，不可开交矣。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闲，操之太蹙，深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将两省教士教民使无遗类，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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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议闲，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总署，途中被乱民伤害之案。德使盖先日函约赴署，该署因路途扰乱，未允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乱民益挟骑虎之势，并护送使臣赴津之举，亦不便轻率从事矣。惟有饬保护使馆之兵，严益加严，以防仓猝。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员面见守台提督罗荣光索让炮台之事，谓如不允，便当于明日两点钟用力占据。罗荣光职守所在，岂肯允让？乃次日果先开炮击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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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国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该大臣等各将此旨详细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各该大臣在各国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存观望，将此各电谕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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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受到几位军机大臣的煽动，随后，太后分别致电俄国沙皇、维多利亚女王、日本天皇等诸位国家首脑，采用中国由来已久、屡试不爽的政治策略——在各国间制造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然而，当时中国官员非常缺乏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这些旨在澄清国外谬见的重要函件本应由庆亲王及总理事务衙门照会各国使馆（此时依然处于围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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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沽炮台陷落，天津失守，联军直逼京城。慈禧内心极度不安，赶忙发了这些天真的电文给各国使馆，命令清政府在外国的代表采取调和政策。这是慈禧内心忧虑不安的外在表现。如若可能，她愿意提前与外国交好，利用欧洲各国外交政策上的弱点，适时以无辜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博得外界的同情和谅解，为自己寻找后路。但是，慈禧太后内心依然希望义和团能够攻下外国使馆，一雪前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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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插些题外话。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总是希望能够以过去的教训为未来之鉴，毫无疑问，他们能够看出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主和或主战，无论满汉大臣的观点是好还是坏，无论其人是勇还是懦，无论其忠诚还是背叛，均在奏折中坦言了对洋人的仇恨。所有人皆如此，只不过表现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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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拳匪头脑较直，大张旗鼓地展现仇恨。文人学士温文尔雅，表达仇恨的方式略微平和儒雅。而朝中权贵大臣，如袁世凯、荣禄和刘坤一等表面上与洋人交好，实则不得已为之。因此，不管是京城那些表面示好的外交文书，还是表面上与洋人交好的中国官员口中信誓旦旦的承诺，我们都不得不“三思而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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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也不禁思考，如此深仇大恨到底是谁导致的？是洋人还是中国自身？如若我们详细研究过去五十年中国高官的奏折，会发现字里行间皆表现出了对洋人的愤恨。当然，凡事皆有例外。例如，袁昶就对欧洲人甚为尊敬。但即使如此，这尊敬也是有限度的，他永远也不可能与洋人结为至交。中国部分官员认为洋人从来都学不会吃一堑，长一智，因而鄙视洋人智商低下。很明显，若是将来再出现与义和团运动类似的运动，中国官员定会如同1900年一样，对运动表面斥责轻视，私下拍手叫好，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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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国官员对洋人这种长久不变的仇视，到底源自哪里则无从解释。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中国官员的仇外心理其实源于担忧自己的生活现状会被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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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归正题。以下为慈禧太后发给俄国沙皇、维多利亚女皇和日本天皇的电文，日期为七月初三，相同内容的电文同时发给了法国和美国总统。奇怪的是，日期说明的却是六月十九日（大沽炮台沦陷于六月十六日）。我在克迪亚先生细心而又不辞劳苦出版的《与中国关系》一书第三卷中，找到了这份电报确切的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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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发自七月初三，驻俄公使杨儒呈递俄国皇帝，电文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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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大皇帝问大俄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邻邦接壤，二百数十年来，敦睦最先，交谊最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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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贵国使臣格尔思曾向总理衙门请速剿乱民，以解各国之疑。而其时京城内外，乱民蔓延已遍，风声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又恐各海口同时举事，益复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乃各国水师不能相谅，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论交，贵国之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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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乱解纷，不得不唯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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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致电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电文由在伦敦的中国使臣罗丰禄递交。电文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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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大皇帝问大英国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国与各国通商以来，惟贵国始终以商务为重，并无觊觎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横，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从此兵连祸结，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国商务，贵国实居十之七八，关税既轻于各国，例禁亦宽于他邦。是以数十年来，通商各口之于贵国商民，最相浃恰，几如中外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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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时势一变至此。万一中国竟不能支，恐各国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争雄逞志于其间者，于贵国以商立国之本意，其得失当可想而知。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君主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盼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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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同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致电日本天皇，电文由中国驻日本国大使李盛铎呈递。电文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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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中国与贵国相依齿唇，敦睦无嫌。月前忽有使馆书记被残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惩办。间而各国因民、教仇杀，致疑朝廷袒民嫉教，竟尔攻占大沽炮台。于是兵衅遂开，大局益形纷扰。因思中外大势，东西并峙，而东方只我两国，支持其间。彼争雄西土，虎视耽耽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万一中国不存，恐贵国亦难独立。彼此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微嫌，共维全局。现在中国筹兵御匪，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皇帝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翘企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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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寻常的电报皆记载于王朝的编年史中，而那些有关支持义和团运动的谕旨却在太后命令下从编年史中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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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发自皇族的电文，足见中国外交政策的简单，而外国人往往认为东方人居心叵测，将其误解为深不可测。根据当前已知事实，即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再来研究这些文件，将其中特意为之的浮华剥去，我们将瞠目结舌，难以相信中国会向世界发布如此幼稚的电文并且还记载于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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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成熟的欧洲外交遇上中国这种幼稚、孩童般的外交对手，却不知所措，茫然于如何应对中国外务部这种看似透明却又令人心生疑惑的诡计。最后，洋人往往借口中国人高深莫测聊以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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