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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安府和回京的途中，太后对贫苦农民的生活和境遇很关心。她给山西的灾民发放赈灾银两，对这些灾区人民的悲苦境遇很同情。她对皇帝说，从前身处宫中，竟不知宫外百姓生活如此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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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府居住期间，较戊戌政变后，皇帝享有了更多参与朝政的自由，尽管太后也常常和他商议国事，且采纳其建议，但在重要事情的决策上皇帝依然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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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性情不稳，喜怒无常，时不时发脾气，因此，朝中大臣凡事更喜欢禀告太后。这段时期，只有一件重要的任职大事，太后满足了皇帝的要求，那就是任命之前的帝师孙家鼐为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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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月，选立大阿哥后，孙家鼐便毅然辞官，他认为选立大阿哥等于废黜了当今皇帝。随后，义和团暴乱，他依然留在京城，家中被抢掠一空，要不是荣禄相救，恐怕他早就没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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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入军机处的还有鹿传霖。围攻外国使馆区伊始，他便离了两江总督一职，带三千兵卒北上抵御洋兵，保卫京城。还没到京城，就得到消息说京城已经陷落。他遂遣散部队，回直隶老家待了几个星期，后赶到西安府随驾，太后对他甚是欢迎。直到逝世，他都一直是军机大臣，和其他京城高官一样，他对国家政策和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不论在义和团运动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什么变化，始终如一。他能够离开江苏总督之职，擅自前往京城，说明当时清政府的地方官员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只要他们手段强硬、意志坚定，可以说其管辖区就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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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位苏州官员负责将贡银、贡品送到西安，回到苏州后，他给京城的好友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两宫在逃亡期间的生活，以下部分便摘自其中。这份文件属私密，本非旨在出版发表。从这份文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些官方文件中鲜见的对宫廷生活的描述。摘选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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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仍独揽大权，无论巨细，躬身裁夺。最信任者，为荣禄、鹿传霖，岑抚现已失势。朝议颇主回銮，予见太后精力强健，虽寿已六十有四，而望去不过如四十许人。皇帝貌甚郁郁，近日稍好。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穿武装，常出外观剧，故予得见之。戴一金边毡帽，内穿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与戏子流氓熟识，颇工马术，亦善音乐，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己上台代之。种种怪状劣迹，有时为太后所闻，则重加鞭责。近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太后知之，大怒，因此吃亏不小。常同李莲英在外浪游，予友高某曾论之曰：“彼以候补皇帝之资格，恐不久成为废太子矣。”此语甚为隽妙，且极确实。彼从不读书，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耳。今述一事，十月十八日彼同其弟、其叔及义和拳首领澜公，带领一群太监，至城隍庙内之戏场看戏。太监恃其势力，欲占最佳之座位，因此与甘勇致起争端。甘勇蛮横，太监及其余之小官，均被打，戏场纷乱。由此一事，即可想见不堪之状，又可因以见太监之势力。太监既被打，即思报复之计，借事在岑府处，诋毁开戏园之主人，乃将各戏园一并封闭，并将园主枷号示众。抚台出示，言太后因陕省荒歉，国家多事，不当演戏娱乐，并各茶馆亦皆封之，人人均知系太监之力也。其后内务府大臣继禄，又求总管太监李莲英，请太后降谕，重令各戏园开演。其所出之告示，言：“现已得雪，大有丰年之兆，戏院准予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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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期间，总管太监李莲英没有在京期间那么跋扈，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验收保管贡银贡品。若进贡物品重量不足，质量不好，他就拒收，从而给各省进贡官员带来诸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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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万寿之前数日，岑抚提议欲举行庆典，仍照往例进呈贡物。溥侗反对，言：“国势危急至此，宗庙陵寝，皆在外兵之手，老佛爷何心更做万寿？”乃寝其议。岑抚虽有强项之名，大言不惧，其实与李莲英甚为联络，有人言其近与奏事处之太监结为盟兄弟。因此之故，乃得尚书，赏在紫禁城内乘坐肩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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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已回甘肃，其部下之兵，归谭提督统带。此人在回匪扰乱之时，曾著有战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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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佛爷希望战胜洋人之心，似仍未绝。夏震武上奏，保荐一蛮子，请太后重加任用，谓如不能战胜联军，愿以全家作保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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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治下的中国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首领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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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时清政府官员利己主义强烈，因此很难联合起来发挥其爱国精神，即便联合起来了，也缺乏持续下去的勇气。然而，受儒家哲学思想熏陶，他们身上又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特质，即对君主的革职、赐死处分，会异常平静地接受，从容就死。辛丑议和，洋人要求严惩义和团首领，他们的死亡方式恰好体现了这一性格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儒教推崇的忠君从主的理念和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信念构成了清朝官员体制稳固和持久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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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国势力一再坚持，要求处死义和团领袖及其支持者。但慈禧太后不愿屈服，毕竟当初她也非常同情、支持这场运动。和谋臣多次商议后，她意识到，如果不能满足外国人的这个要求，议和就不可能达成。1901年2月，她最终勉强同意，颁布诏令（荣禄起草），定了那几位首领的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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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正是得到了太后的首肯和支持，这些大臣才敢掀起轰轰烈烈的排外运动。考虑到慈禧太后在此运动中的参与、主持地位，我们再看这些谕旨，不禁会感到她为了自身安危不惜牺牲手下大臣的冷酷无情。尽管如此，起先她并不答应外国势力的要求，寄希望于通过进一步妥协和协商来保全她的亲信端王、澜公和赵舒翘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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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诏令是以皇帝的名义签署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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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京师自五月以来，拳匪倡乱，开衅友邦，现经奕劻、李鸿章与各国使臣在京议和，大纲草约业已画押。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主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生民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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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经两降谕旨，尚觉法轻情重，不足蔽辜，应再分别等差，加以惩处。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指的是悬赏洋人头颅的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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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着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着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并派按察使何福堃监视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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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袒庇拳匪，酿成巨祸，并曾出违约告示，本应置之重典，惟现已病故，着追夺原官，即行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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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统兵入卫，纪律不严，又不谙交涉，率意鲁莽。虽围攻使馆，系由该革王等指使，究难辞咎，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着即行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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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调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于载勋擅出违约告示，曾经阻止，情尚可原，惟未能力争，究难辞咎，着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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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职留任刑部尚书赵舒翘，平日尚无嫉视外交之意，前查办拳匪，亦无庇纵之词，惟究属草率贻误，着加恩定为斩监候罪名。英年、赵舒翘两人，均着先行在陕西省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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