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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诒端说:我还有个事情不放心,借机会顺便问一下,你每年那么多钱,都是怎么花掉的?不是我做妻子不放心,是实在难以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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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不好解释,就笑呵呵地说,反正我没有拿去吃喝嫖赌,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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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诒端说,我不是要问你这些,我是问你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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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有点尴尬地看着她,笑了笑,说:你不问我还忘了,我这人公私不分,我的年薪、养廉银,基本上都花到国事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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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诒端不听解释还好,一听更加糊涂了:国家不是有拨款吗,再说你那点钱,放到口袋里是算多,放进国库里去,也太少了,能撑起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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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说:主要解一些燃眉之急。当兵的有个三长两短,受冷了,挨饿了,家里有老人过世了,我能不想办法帮他们一把?到地方上办事,国家的拨款总会差一些,我不补上去就会耽误事,为了早点做事,我也不在乎这几千上万两银子。原来我在福州办了个船政局,推荐沈葆桢在掌管,这回经费又吃紧了,我自己带头捐了6万两。这些花钱的事,我本来都要与你商量的,但你在湖南,每次都来不及,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再说,我挪用私款做公用,账本在胡雪岩那里,有据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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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诒端一听,十分意外。她读书不少,还没听过哪个朝代有当官的将自己的工资放进国家库房里的。就算自己满足湖南那个中产生活,可她还是不愿意看着子孙跟自己一样,应该更好点才对。这样一想,她心里有点气了,说:你将朝廷的钱和自己的合在一起,最好还是分清楚,将来万一查不清,你“挪用私款”被说成“挪用公款”,是是非非,真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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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随别人去查,随别人去说好了。左宗棠知道妻子说的是气话,只好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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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当然不可能知道,在他之后,美国后来出了两位在职不拿薪水的“大公无私”总统: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和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他们比自己晚了半个多世纪,可也没有“私款公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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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周诒端又提到给子孙买田置地的事。人老了,总想后事,事没办妥,心里就不踏实。左宗棠知道,必须得有一个交代了,他就拍着妻子的肩膀,说:诒端,咱们商量一下,我看最好不买了,你想想,子孙比我强,要田地干什么?子孙比我弱,他能守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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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内心更深一层的考虑,是看出自己的后代中,还没有像自己天分的人,那么就走常人之路。天才有天才的走法,从“身无半亩”起家,清楚家族怎么才能兴起。何况,从苦水中泡出来的人,希望自己经历过的,后人也经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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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考察三个儿子,左孝宽、左孝勋“性质近厚”,左孝同“天分颇优”。 他相信与其希望儿子中出一个有才干的人,还不如出一个道德敦厚的人(“子弟得一才人,不如得一长者。”),左宗棠盼子的最高目标,就是希望他们都成为 “老实秀才”。他对下一代的担心确实很多,“聪明者怕其沾染名流习气,庸下者怕其沾染纨绔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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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是这样安排自己的遗产的:他跟二儿子左孝宽交底(长子左孝威已去世),只拿出2万两养廉银作遗产,三个儿子,每人5千两;侄子左世延父亲死得早,欠了一屁股债,给1千两还债;再拿部分给自己买祭祀田地和墓地,剩下的捐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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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清楚,子孙平安幸福,要靠自己开创。如果给得太多,像李鸿章那样,借由政府办企业的洋务运动,将国家的钱基本都赚进自己口袋,给儿子留下2000多万两,后人成了纨绔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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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能给太少,自己当年买秀才要108两也拿不出,进京赶考还要倒插门得来路费。人穷志短,会错失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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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两最合适,既不假唱道德高调,也不假装以廉出名,而是实实在在:既可以解决后人衣食之忧,又让儿子们无法“玩钱丧志”。到底是鱼是龙,是骡子是马,得靠自己。人可以拼自己,不能“拼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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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好了遗产,左宗棠也考虑自己身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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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明确,自己要“一艺一伎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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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这个名的方法很简单,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取自己该得的实在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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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待乡亲的态度,也很特别。从湘阴小地方干成了封疆大吏,乡亲们闻风而动,隔三岔五找上门来,要钱,求找工作。凡是借钱的,只要说明困难,他觉得可以借,当场就给了,数目不论大小。只要是托他帮助找工作,一律没门。他打发手下的人安排送回家。路费也不是一次给,在南京给一半,另一半要老乡去武汉领。这样就避免了老乡拿到钱后逗留,乱花光了回不去。路费一般在50两银子左右,回家还够花上一阵。人情与原则,都照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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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刚做浙江巡抚时,将8000两平余银捐掉,但又不鼓励别人学他,因为他考虑,其他官员生活未必像他一样节省,如果家庭开销大,则会入不敷出,而自己独自霸占一个清官的虚名,将其他官员都逼进了窘迫的境地。所以自己索取的和给予的都应该以人道与正义作为准绳,而又不能不近人情。(“应知取与皆当准之与义,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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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小故事,能很清晰地传达出左宗棠不取道德、文章虚名的人生观。湘阴准备建一个义庄,以帮助那些鳏寡孤独的人,扩充备荒谷,在灾荒年自救,请左宗棠捐款。左宗棠当即委托李仲云代自己送过去了。跟儿子谈起,他不建议学自己。说:这是义举,我分内应该做的。局外人有的说我做作,也有人说我清廉,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心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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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分内应该做的”,自己该做的绝不推脱,也决不要求别人都来学习自己,很朴素实在,不高调,真实、不遮掩。这就是着眼办事官员的风格。左宗棠以这个原则,来带兵打仗,为官一方。现在他也以这个标准,为自己求得实实在在的“一艺一伎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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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自做官后对清廷充满了感激,他“以布衣直取卿相”,缘于朝廷格外厚恩。他通过拼命工作来回报朝廷,这也是他不断捐款、私款充公的一个原因;既不是愚忠,也不是盲从。在他的内心里,物与我,人与我,群与己,界限都分得清清楚楚,他对自己做“分内应该做的”的定位,有着鲜明的理想色彩,这个目标一点也不高,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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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朝廷奖赏的这种半做官半养老的安排,让左宗棠晚年终于有时间享受一段天伦之乐。他在柳庄拜亲访朋,再准备将家人从湘阴接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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