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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处处有自己,这种个体的独立、尊严感,让他根本不再需要伪装,也没有地方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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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真实得多,人性化得多。他够朋友,重情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真男人的大英雄气概。这就是为什么左宗棠论智商比曾国藩高,政治谋略也强,但没有人认为他“阴险”。曾国藩是阴气压过阳气,左宗棠则阳气盖过了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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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处处有个性,看似“为个体”,很自私,但事实他最无私,处处在“为群体”,敢说出“心忧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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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两人会出现如此的“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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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独立的个体已经最小,到了底线,不能内缩,只有扩张,一扩张自我就进入群体。已经“最小、最自私”的个体,进入群体无需索取,只好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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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独立自我,才敢去“心忧天下”, 才可以一心奉献,才会不虚伪做作。这就是为什么陶澍与林则徐先后都将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了他,慈禧太后为什么全力支持他收复新疆,还说“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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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独立的个体,追求的目标都是马斯诺定义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独立意识让他不必自我奴化,所以做事时着眼于成就感,这样主动的办事精神,带来创造精神。对应无个性、不独立,被奴化的人,追求的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马斯诺指出,这是两种动物性的、最强烈的本能需求。本能不具备超越性,凡事都着眼私利,办事自然处于被动,总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这就导致个人敷衍塞责,大家相互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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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绿营、满官集团之所以全盘崩溃,正在他们办事敷衍塞责,事后相互指责。李鸿章与左宗棠合作平捻,李鸿章也用这个思维,指责左宗棠是当代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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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出山后仕途畅达,平步青云,每到一处被上级欣赏,并不主要得益于阴巧,恰恰在于他性格刚直,用今天流行话说,胜于阳谋。如果说,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深夜还在打着灯笼警惕,左宗棠则哪怕在梦里也可以让她放心。曾国藩60岁刚过去4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暴亡,不排除因为机心太重,时时防人与被防,心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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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曾国藩的人都会感到很累,结局一般也都不会太好。以阴巧、机心、算计上位,最后必死在阴巧、机心、算计上。“文死谏,武死战”,人都是死在自己的长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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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处处都好,曾国藩处处不好,为什么百多年来,人多学曾国藩,少有人来学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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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原因,在“为群体”的高压环境与高调口号的环境里,学曾国藩可以自保,并且能够快速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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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人都琢磨算计别人的“互害”社会里,将自己大脑安装曾国藩关系学软件,效果立显。只要社会的认识不变,民众文化心理没有改变,学曾国藩到现实中一用就灵。而学左宗棠则有条件,一靠社会通过法治管住了人性邪恶的一面,整体阳光;二靠社会人人个体意识觉醒,每个人都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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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曾国藩成功走到了臣民社会关系学极致高度者才能达到的高峰,而左宗棠则凭借他的个性与才能,凭独立的气质,自由的思考,进官场做事,他用个性去改变现实,去冲击官场陋习,不自觉中为公民打开了一扇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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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胡适说,“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一个好的社会,首先是由一帮有个性、爱自由、求幸福的人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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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性刚直、张扬自我的左宗棠对当代人的一个重要启发。但他行动出来的价值,当然远远不止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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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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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左宗棠,一生特立独行,得罪过不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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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左宗棠的私情。私人情感,关系好坏,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只是关心,他为什么得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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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出于性情不合,有时是出于私人意气,有时是出于公私之争,有时是出于价值观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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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不妨以郭嵩焘为例,来看看其中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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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常理来说,左宗棠可以得罪所有朋友,也不能得罪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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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左宗棠还是把郭嵩焘得罪了。不但得罪了,而且得罪得很干脆。从这个极端的案例,可以看出左宗棠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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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算得上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 1860年“樊燮事件”,湘官集团里营救左宗棠最得力的人物是他;而左宗棠得以帮曾国藩襄办军务,又多亏了郭嵩焘在咸丰皇帝面前的举荐。既救命,又保荐工作,作为老乡、哥们、朋友,做到这个份上,按中国“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规则,左宗棠应该“涌泉之恩,以身相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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