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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强烈个体意识的左宗棠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处处有自己，这种个体的独立、尊严感，让他根本不再需要伪装，也没有地方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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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真实得多，人性化得多。他够朋友，重情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真男人的大英雄气概。这就是为什么左宗棠论智商比曾国藩高，政治谋略也强，但没有人认为他“阴险”。曾国藩是阴气压过阳气，左宗棠则阳气盖过了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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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处处有个性，看似“为个体”，很自私，但事实他最无私，处处在“为群体”，敢说出“心忧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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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两人会出现如此的“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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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独立的个体已经最小，到了底线，不能内缩，只有扩张，一扩张自我就进入群体。已经“最小、最自私”的个体，进入群体无需索取，只好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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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独立自我，才敢去“心忧天下”， 才可以一心奉献，才会不虚伪做作。这就是为什么陶澍与林则徐先后都将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了他，慈禧太后为什么全力支持他收复新疆，还说“三十年内不准参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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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独立的个体，追求的目标都是马斯诺定义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独立意识让他不必自我奴化，所以做事时着眼于成就感，这样主动的办事精神，带来创造精神。对应无个性、不独立，被奴化的人，追求的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马斯诺指出，这是两种动物性的、最强烈的本能需求。本能不具备超越性，凡事都着眼私利，办事自然处于被动，总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这就导致个人敷衍塞责，大家相互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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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绿营、满官集团之所以全盘崩溃，正在他们办事敷衍塞责，事后相互指责。李鸿章与左宗棠合作平捻，李鸿章也用这个思维，指责左宗棠是当代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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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出山后仕途畅达，平步青云，每到一处被上级欣赏，并不主要得益于阴巧，恰恰在于他性格刚直，用今天流行话说，胜于阳谋。如果说，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深夜还在打着灯笼警惕，左宗棠则哪怕在梦里也可以让她放心。曾国藩60岁刚过去4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暴亡，不排除因为机心太重，时时防人与被防，心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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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曾国藩的人都会感到很累，结局一般也都不会太好。以阴巧、机心、算计上位，最后必死在阴巧、机心、算计上。“文死谏，武死战”，人都是死在自己的长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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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处处都好，曾国藩处处不好，为什么百多年来，人多学曾国藩，少有人来学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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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原因，在“为群体”的高压环境与高调口号的环境里，学曾国藩可以自保，并且能够快速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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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人都琢磨算计别人的“互害”社会里，将自己大脑安装曾国藩关系学软件，效果立显。只要社会的认识不变，民众文化心理没有改变，学曾国藩到现实中一用就灵。而学左宗棠则有条件，一靠社会通过法治管住了人性邪恶的一面，整体阳光；二靠社会人人个体意识觉醒，每个人都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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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曾国藩成功走到了臣民社会关系学极致高度者才能达到的高峰，而左宗棠则凭借他的个性与才能，凭独立的气质，自由的思考，进官场做事，他用个性去改变现实，去冲击官场陋习，不自觉中为公民打开了一扇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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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胡适说，“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一个好的社会，首先是由一帮有个性、爱自由、求幸福的人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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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性刚直、张扬自我的左宗棠对当代人的一个重要启发。但他行动出来的价值，当然远远不止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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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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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的左宗棠，一生特立独行，得罪过不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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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左宗棠的私情。私人情感，关系好坏，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并不关心。我们只是关心，他为什么得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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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出于性情不合，有时是出于私人意气，有时是出于公私之争，有时是出于价值观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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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不妨以郭嵩焘为例，来看看其中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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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常理来说，左宗棠可以得罪所有朋友，也不能得罪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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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左宗棠还是把郭嵩焘得罪了。不但得罪了，而且得罪得很干脆。从这个极端的案例，可以看出左宗棠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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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算得上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 1860年“樊燮事件”，湘官集团里营救左宗棠最得力的人物是他；而左宗棠得以帮曾国藩襄办军务，又多亏了郭嵩焘在咸丰皇帝面前的举荐。既救命，又保荐工作，作为老乡、哥们、朋友，做到这个份上，按中国“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规则，左宗棠应该“涌泉之恩，以身相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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