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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我头一个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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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町野的极力反对,土井仍选择了将暗杀行动进行到底。5月27日,日本天皇裕仁的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国返回日本,途中必须经过奉天,张作霖和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一同前去迎接。之后,两人分头坐马车离开,就在途经小西边门时,埋伏在那里的杀手突然投出炸弹,当场炸死了五六名警卫——事后矢田察看现场,看到爆炸现场惨不忍睹。他捡到一颗没有爆炸成功的炸弹,拿去给一位日本将军看,那位将军马上辨认出来,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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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免于难的张作霖见势不好,急忙跳下马车,戴上警卫的帽子,并骑上警卫的马,在马队保护下绕道回署。结果当他们跑到奉天图书馆时,又再次遭到炸弹袭击,由于张作霖策马飞奔,炸弹在其身后爆炸,爆炸掀起的气浪仅仅只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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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未遂的谋刺案在迫使张作霖加强戒备的同时,也增强了他对町野的信任和亲近,因为他很快就得知,町野不仅在土井主持的暗杀会上持坚决反对态度,而且还曾声言:“谁要动张作霖一根毫毛,我头一个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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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张作霖便把町野视为自己的日籍幕僚兼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主要任务是联络日本朝野各派要人,以争取日本在把他视为“忠实外藩”而不是敌人或障碍的情况下,少找他的麻烦。每次张作霖都依张锡銮例向町野提供三万元交际费,而町野剩余多少,也会把结余下来的钱全部缴还给替张作霖管钱的五太太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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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町野等人在当时只是少数派,大隈内阁的主流意见仍是要建立“满蒙独立国”。在谋刺张作霖的同时,巴布扎布又亲自率部南下,准备攻打奉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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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当年的陶克陶胡一样,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说,巴布扎布分裂国家,罪在不赦,但因为打着“蒙古独立”的旗号,又使他在部分蒙人中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就在巴布扎布部南下途中,不断有蒙古人参军,使其兵力迅速扩充到了三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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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军一路上跟奉军打了很多仗,屡屡攻破城池。1916年7月中旬,蒙军进逼洮南,形势十分危急。张作霖闻讯急派吴俊升统兵前往突泉进行阻击,突泉一战,吴俊升肩部受伤,但击毙了蒙军达五百余人,并成功阻击其南下。因在突泉受阻,巴布扎布转而谋攻郑家屯,张作霖立派奉军前往郑家屯进行防守,蒙军只得继续东窜。在此过程中,双方交战多次,蒙军受到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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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几条南下路径均被阻住,8月初,巴布扎布指挥蒙军向南满铁路上的要站郭家店开进,欲通过郭家店一举攻下奉天省城。鉴于军情紧急,张作霖要求日本允许奉军经过南满铁路,乘车前往郭家店,但被日本以严守中立为借口予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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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对于“此次蒙匪南犯确有日本从中计划主持”的背景,张作霖已经十分清楚,也知道对付巴布扎布必须面临可能开罪日本人的风险,但他仍令部队由长春徒步行军至郭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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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开到郭家店附近后,立即对蒙军进行围追堵截。在十多万奉军的猛烈进攻下,蒙军终于力不能支,最后被迫逃入郭家店据守。正当奉军要对被围的蒙军发动歼灭性攻击时,张作霖突然接到报告,郑家屯爆发了由日军挑起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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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8月13日当天,直接起因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民间纠纷:郑家屯的一个儿童误将瓜水泼在了路经此处的日本商人吉本的衣服上(还有一种说法是,吉本想从那名儿童手里买鱼,因儿童嫌他出价太低,不肯出卖),吉本出手打了儿童。当地奉军第二十八师骑兵团的一个士兵上前劝解,吉本蛮不讲理,跟士兵扭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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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架,吉本自然很难从士兵身上占到什么便宜,于是他就恶人先告状,向当地日本警署提出控告。听说中国士兵打了他们的人,日本警察河濑即向其守备队求援。日军守备队队长井上大尉派二十余名士兵随河濑去奉军骑兵团寻仇,当他们走到团部门口时,遭到守门卫兵阻拦。日军用刀砍伤了卫兵,又开枪打死了两名奉军士兵。奉军被迫实施自卫还击,与日军展开枪击,双方互有伤亡,日军共被打死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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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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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晚年回忆父亲的事迹,说张作霖驻军新民府时,当地也驻有日军,两边军营都有人逛妓院,因为一言不合,发生群殴。张作霖的士兵被打死了两个人,张作霖为此火冒三丈,非要对方偿命不可。日军方面自知理亏,便提出给每个被打死的中国兵各赔五百两银子。张作霖不听犹可,一听更火了,过了三天,他也派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对方闹上门来,他双手一摊,说那我还是按照前例,一人赔五百两银子:“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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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驻兵新民时没有与日军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记载,有据可查的便是郑家屯事件,很可能张学良自己在回忆中把二者混淆了。郑家屯事件爆发时,正值奉军与蒙军激战于郭家店,于是日方就趁机对这一事件进行扩大化,以便转移张作霖的注意力,对已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的蒙军进行掩护。秉承日本参谋本部的旨意,井上先是提出“凡中国军队均须退出城外三十里”,继而照会张作霖,要求驻郑家屯至四平街沿线三十里内的奉军全数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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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军撤离后,日军占据了奉军的所有营房,并非法架设军用电线电话。至1916年8月底,从各方增兵开进郑家屯的日军已达一千五百余人,日本还计划调集八千人开赴郑家屯,其意图显然已不仅限于为蒙军打掩护。有证据表明,日本的最终目标是要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东北“门户开放”之际,以军事实力压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并进一步吞并“满蒙”。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十五年后“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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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家屯事件的背景和日方的真实意图,北京政府最初认识得并不是很清楚,“以为系偶然发生之冲突,且系地方上事件”,于是命奉天当局直接与日本交涉了结此案。张作霖派人与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进行交涉,但日本政府拒绝在奉天谈判,他们强硬要求由日本公使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北京政府方面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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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袁世凯刚刚去世不久,中日关系尚未完全缓和,如果张作霖处置不当,轻者可能滚鞍落马,乖乖地把位子让给冯麟阁等政敌,重者将导致东三省沦丧,“九一八”事变提前上演。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恐怕不太可能意气用事,更无法轻率地说出“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一类的段子。后者倒与当时流传于东北民间的一些传说相辅相成,这些传说夸大了张作霖与日军对抗的行为,虽然听上去鼓舞人心,其实反倒显得当事人颟顸无知,毕竟国事不是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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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张作霖既没有任着性子胡来,也没有消极等待,他急令奉天外交人员及郑家屯当地驻军调查事件原委,而后写成报告书送交北京外交部。在外交部对案情还茫然无所知的情况,张作霖提交的报告书不仅避免了自己成为事件的替罪羊,也为中央对日交涉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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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出面展开交涉的同时,张作霖也没敢闲着,他一面电致北京政府,请求增兵以备万一,一面派身边的另一名日籍军事顾问菊池武夫到郑家屯进行调查(菊池的军衔为中佐,町野只是少佐,所以由菊池出面)。说是调查,实际是让菊池做调停人,希望能够大事化小,把紧张局面缓和下去。当着菊池的面,日方不惜撕下“中立”伪装,公开出面保护蒙军,他们让菊池给张作霖带话,以奉军“扰乱租界及子弹飞入附属地”为由,要求奉军立即与蒙军停战,对巴布扎布也勿予追究,否则的话就将施以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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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菊池传达日方要求后,张作霖进行了审慎研究。他考虑到,郭家店确属南满铁路附属地,一旦奉军在此处与蒙军大打出手,即便没有郑家屯事件的影响,也很容易给日本人授以口实。为了不使东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他只得下令停战,同时派菊池再次与日方联络,表示同意日方提议,对蒙军不加讨伐,令其安全退回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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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了这一步,似乎张作霖跟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该服软的时候还得服软。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就太小看他了,因为他还给心腹部下们另外下了一道绝密命令:“令该匪逃出,俟离站较远即行痛剿,免为外人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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