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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开到郭家店附近后,立即对蒙军进行围追堵截。在十多万奉军的猛烈进攻下,蒙军终于力不能支,最后被迫逃入郭家店据守。正当奉军要对被围的蒙军发动歼灭性攻击时,张作霖突然接到报告,郑家屯爆发了由日军挑起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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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8月13日当天,直接起因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民间纠纷:郑家屯的一个儿童误将瓜水泼在了路经此处的日本商人吉本的衣服上(还有一种说法是,吉本想从那名儿童手里买鱼,因儿童嫌他出价太低,不肯出卖),吉本出手打了儿童。当地奉军第二十八师骑兵团的一个士兵上前劝解,吉本蛮不讲理,跟士兵扭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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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架,吉本自然很难从士兵身上占到什么便宜,于是他就恶人先告状,向当地日本警署提出控告。听说中国士兵打了他们的人,日本警察河濑即向其守备队求援。日军守备队队长井上大尉派二十余名士兵随河濑去奉军骑兵团寻仇,当他们走到团部门口时,遭到守门卫兵阻拦。日军用刀砍伤了卫兵,又开枪打死了两名奉军士兵。奉军被迫实施自卫还击,与日军展开枪击,双方互有伤亡,日军共被打死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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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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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晚年回忆父亲的事迹,说张作霖驻军新民府时,当地也驻有日军,两边军营都有人逛妓院,因为一言不合,发生群殴。张作霖的士兵被打死了两个人,张作霖为此火冒三丈,非要对方偿命不可。日军方面自知理亏,便提出给每个被打死的中国兵各赔五百两银子。张作霖不听犹可,一听更火了,过了三天,他也派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对方闹上门来,他双手一摊,说那我还是按照前例,一人赔五百两银子:“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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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驻兵新民时没有与日军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记载,有据可查的便是郑家屯事件,很可能张学良自己在回忆中把二者混淆了。郑家屯事件爆发时,正值奉军与蒙军激战于郭家店,于是日方就趁机对这一事件进行扩大化,以便转移张作霖的注意力,对已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的蒙军进行掩护。秉承日本参谋本部的旨意,井上先是提出“凡中国军队均须退出城外三十里”,继而照会张作霖,要求驻郑家屯至四平街沿线三十里内的奉军全数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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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军撤离后,日军占据了奉军的所有营房,并非法架设军用电线电话。至1916年8月底,从各方增兵开进郑家屯的日军已达一千五百余人,日本还计划调集八千人开赴郑家屯,其意图显然已不仅限于为蒙军打掩护。有证据表明,日本的最终目标是要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东北“门户开放”之际,以军事实力压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并进一步吞并“满蒙”。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十五年后“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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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家屯事件的背景和日方的真实意图,北京政府最初认识得并不是很清楚,“以为系偶然发生之冲突,且系地方上事件”,于是命奉天当局直接与日本交涉了结此案。张作霖派人与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进行交涉,但日本政府拒绝在奉天谈判,他们强硬要求由日本公使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北京政府方面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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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袁世凯刚刚去世不久,中日关系尚未完全缓和,如果张作霖处置不当,轻者可能滚鞍落马,乖乖地把位子让给冯麟阁等政敌,重者将导致东三省沦丧,“九一八”事变提前上演。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恐怕不太可能意气用事,更无法轻率地说出“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一类的段子。后者倒与当时流传于东北民间的一些传说相辅相成,这些传说夸大了张作霖与日军对抗的行为,虽然听上去鼓舞人心,其实反倒显得当事人颟顸无知,毕竟国事不是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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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张作霖既没有任着性子胡来,也没有消极等待,他急令奉天外交人员及郑家屯当地驻军调查事件原委,而后写成报告书送交北京外交部。在外交部对案情还茫然无所知的情况,张作霖提交的报告书不仅避免了自己成为事件的替罪羊,也为中央对日交涉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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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出面展开交涉的同时,张作霖也没敢闲着,他一面电致北京政府,请求增兵以备万一,一面派身边的另一名日籍军事顾问菊池武夫到郑家屯进行调查(菊池的军衔为中佐,町野只是少佐,所以由菊池出面)。说是调查,实际是让菊池做调停人,希望能够大事化小,把紧张局面缓和下去。当着菊池的面,日方不惜撕下“中立”伪装,公开出面保护蒙军,他们让菊池给张作霖带话,以奉军“扰乱租界及子弹飞入附属地”为由,要求奉军立即与蒙军停战,对巴布扎布也勿予追究,否则的话就将施以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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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菊池传达日方要求后,张作霖进行了审慎研究。他考虑到,郭家店确属南满铁路附属地,一旦奉军在此处与蒙军大打出手,即便没有郑家屯事件的影响,也很容易给日本人授以口实。为了不使东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他只得下令停战,同时派菊池再次与日方联络,表示同意日方提议,对蒙军不加讨伐,令其安全退回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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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了这一步,似乎张作霖跟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该服软的时候还得服软。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就太小看他了,因为他还给心腹部下们另外下了一道绝密命令:“令该匪逃出,俟离站较远即行痛剿,免为外人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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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你总不能在车站里待一世吧,等你离开郭家店,到远一些的地方我再灭你,那样更干脆,还让日本人说不得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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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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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6年8月19日起,围绕郑家屯事件,北京政府外交部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权助展开谈判。谈判期间,张作霖并未袖手旁观,他采取了积极介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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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屯事件缘起的最关键问题,是谁寻衅在先。日方在谈判中恶人先告状,声称武装冲突是因“中国兵发炮挑斗”所致,且奉军对日军实施了“猛烈攻击”,为此他们曾将两名中国商人抓起来,逼其画押,以制造伪证。张作霖得悉后,于8月28日急电北京政府进行揭露,外交部据此发出声明,认为逼供不能作为证据,从而使日方制造伪证的行径未能得逞,己方也得以从最初的极度被动中慢慢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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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谈判进行到哪一步,总之奉军在郭家店方面是没有再发动进攻。有日本人在背后撑腰,本已濒临绝境的巴布扎布和蒙军又来了精神,他们在郭家店竖起一面一丈多长的黄旗,有人把它看成是象征复辟的清朝国旗“黄龙旗”。一时间,这些人张牙舞爪,不知怎样显摆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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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着官方行动,日本国内的许多报章杂志也极力对巴布扎布进行吹捧,先把他描绘成一个“躯干高大,容貌非凡,具有将才霸气”的“常胜将军”,继而又称其“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雄才大略,有图谋蒙古民族复兴之壮志”。经过内外这么一包装,巴布扎布俨然成了“成吉思汗再世”、蒙古独立的英雄,善耆等宗社党要员脑子一热,干脆把自己组建的约八百“勤王军”也运抵郭家店,由巴布扎布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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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军”一出,立刻被张作霖抓住把柄。因为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对宗社党人历来是严惩不贷,宗社党把“勤王军”拨给巴布扎布,就表明二者已经合流,当然也应与之同罪。张作霖遂正式通告日方:“蒙匪既与勤王军联合,中国军队不得不大举讨伐。”随着他一声令下,奉军打破与日本刚刚订好的“协约”,对撤出郭家店的蒙军发起猛攻,并在1916年9月2日予蒙军以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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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中日进行第四轮谈判。出面谈判的外交总长陈锦涛根据张作霖的八条意见,对日方进行逐条批驳。此前一直在事件的具体情节上反复纠缠的林权助立即陷入被动,只得以“此案实无深究之必要”进行搪塞,以后又承认事件中的日本警察河濑处理不慎,日军也“稍有过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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