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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军”一出，立刻被张作霖抓住把柄。因为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对宗社党人历来是严惩不贷，宗社党把“勤王军”拨给巴布扎布，就表明二者已经合流，当然也应与之同罪。张作霖遂正式通告日方：“蒙匪既与勤王军联合，中国军队不得不大举讨伐。”随着他一声令下，奉军打破与日本刚刚订好的“协约”，对撤出郭家店的蒙军发起猛攻，并在1916年9月2日予蒙军以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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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中日进行第四轮谈判。出面谈判的外交总长陈锦涛根据张作霖的八条意见，对日方进行逐条批驳。此前一直在事件的具体情节上反复纠缠的林权助立即陷入被动，只得以“此案实无深究之必要”进行搪塞，以后又承认事件中的日本警察河濑处理不慎，日军也“稍有过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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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理屈词穷，但林权助倚仗着自己国家有实力，仍以郑家屯事件为借口，非常蛮横霸道地提出了八条要求。在这八条要求中，除对有责任的中方官兵予以免黜或惩处外，还包括向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向东北各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等。中国外交部自然不能同意，双方争执激烈，尤其在派驻日本警察一项上更是互不相让，后来该项也成为每一轮谈判的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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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一边在谈判中实施逼迫式打法，一边仍没有忘记继续维护自己的工具。9月3日，眼看蒙军即将被歼，日军开始直接对其实施援助。蒙军原先的武器主要由日本政府和宗社党偷运提供，南下这么多仗打下来，军械子弹已经十分匮乏。日军便从四平街方面运来武器进行补充，其中不仅有大量子弹和炮弹，还包括了四门青铜炮。这四门青铜炮均为日俄战争时日军使用的旧式山炮，一发射炮弹就要后退三米远，必须再上推到原地才能继续发射，怕蒙军不会用，一个退伍的日军炮兵少尉被专门派来充当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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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军的武器弹药重新变得充裕起来，而由于无法使用铁路，奉军的给养则越来越接济不上。当天下午，因为缺乏子弹，奉军被迫转攻为守，黄昏时组织撤退。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只得再度与日方立约，准许蒙军安全退回蒙古大沙漠，而条件是日本必须解除“勤王军”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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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虽然订了，但各方其实都无守约的自觉性，日本嘴上答应着，实际对“勤王军”一个手指头都没动，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在蒙军出发后不久，就通知奉军对蒙军及“勤王军”继续发动进攻。巴布扎布本身更不老实，他非但不肯就此偃旗息鼓，率部返回沙漠，而且还在与奉军交火的同时，不断对沿途的城镇村寨进行烧杀和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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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中旬起，中日双方在北京的交涉也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林权助为了逼迫中方让步，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尽管日军在事件中先闹上门，可是当他们在撤离时，却遭到了奉军的“包围追击”。参加谈判的外交次长夏诒霆因为对具体情节掌握得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未能予以当面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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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外交部紧急电询张作霖，张作霖再度进行详细调查，查明被打死的十二名日本兵中，十一人的致命处均在前面，剩下一人的伤口也在左腰眼。依据张作霖所提供的尸体检查报告，中方代表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林权助无隙可乘，也自觉理亏，在以后的谈判中未再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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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连回光返照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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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9月底，巴布扎布想出新招，准备向中国军队已撤出的郑家屯一线以东开进，乘虚攻入长春城。可就在他跃跃欲试的时候，派去与日军进行联络的信使却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日军发出通告称，严禁蒙军及“勤王军”进入郑家屯一线以东，如果他们要强行进入，就解除其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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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老大突然变了脸，巴布扎布整个人都傻了，他急忙与宗社党的川岛浪速进行联络，川岛答称：“本国政府有改变方针征兆，目前正反复交涉，要求其继续执行前此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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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受到元老派的批评，早就维持不下去了，被元老派选定为首相继任者的寺内正毅主张“中日亲善”，以缓和中国国内的仇日情绪。虽然寺内尚未正式组阁，但大隈内阁成员已提前处于涣散之中，曾经积极支持所谓“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的一帮军政要员，如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田雅太郎、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海军省军务局长秋山真之等纷纷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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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扎布见形势不妙，这才急急忙忙地率部逃往外蒙。当逃到内蒙林西境内时，一看林西是一座孤城，又没有多少守军，就想攻下林西抢劫一把。可是他们不知道林西的守军并不是一般部队，乃是张作霖早年加入的毅军，厉害得很，不管怎么死打硬撞，城池就是攻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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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巴布扎布这厮活该晦气，他攻城心切，亲自在山上进行指挥，正拿着一个望远镜往城里看呢。守军见了立即举枪瞄准，结果一发即中。巴布扎布一死，蒙军失去斗志，残部狼狈逃往索伦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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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山区就是当年张作霖剿灭陶克陶胡部的所在，蒙军残部退到那里后已是人困马乏，纷纷倒头呼呼大睡。不料天降大雪，雪有四五尺深，当地气温达到摄氏零下三十多度，一大半蒙军官兵就这样被活活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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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蒙军进兵奉天的时候，一直组织对张作霖进行刺杀的土井大佐化装成中国人，准备带上他的“苦力队伍”（系从中国各地找到的游民所拼凑而成）乘乱占领奉天。只是奉天并没有出现他意料中的混乱，不久蒙军也败逃乃至溃灭，使得他的计划尚未能够实施就已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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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井很不甘心，便带上自拟的契约条件去与代理总领事矢田商谈，目的是让矢田支持他推翻张作霖。矢田本身和町野等人一样，属于保张派，又得知日本政府已改变对华方针，于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至此，“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遭到了完全失败，连回光返照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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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政策的变化也影响到了郑家屯事件的谈判，双方都不再针尖对麦芒，而是彼此寻找台阶，希望赶快收场，即便对于前面争执最激烈的派驻警察一项也是如此。1916年10月27日，林权助突然在谈判桌上提出，奉吉两省“事实上已有日警派出所，并非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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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助倒不是信口雌黄，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即在东北设警所多处，郑家屯事件后，又在奉天各处设立警察官吏派出所。问题是它跟“军政署”一样，并没有得到中方的承认，日本政府自己也曾在相应条约上明文规定，非附属地的日人必须服从中国警察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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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向张作霖了解了具体情况，但到1916年末，却又有了在设警问题上对日让步的初步打算。征询张作霖的意见，张作霖表示坚决反对，他明确表示，设警问题属于内务行政范畴，国权所系，不容觊觎，如果在谈判中因顶不住日方压力答应其要求，必定会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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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22日，经过多达十余次的谈判和反复交涉，中日双方终于就郑家屯事件达成协议，主要内容为中方应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惩处有责任的中国军官，以及对日人进行抚恤、道歉等。虽然仍很无理，不过与当初日方的原提案相比，已有本质不同，在至关重要的设警权等权益方面都未有丝毫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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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郑家屯事件，还是郭家店对付蒙军，张作霖都是其中重要的当事者。在这些事件处理的过程中，他虽有迫不得已的妥协，但更多的还是进行极力抗争，也因此从中积累了一定的能力和经验。比如对付蒙军，就是以软磨代替硬顶，表面可与日军立约，答应怎样怎样，但只要找到空隙和机会，照样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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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郑家屯事件发生后，欧美国家曾对日本表示不满。日本政府极为不安，为此要求中国新闻界不得报道郑家屯事件及中日各轮谈判的详情。北京政府出于避免开罪日方的考虑，还真的以“于国交致有妨碍”为由，对国内舆论进行压制。张作霖则持有异议，他致电外交部，主张不仅应开放国内舆论，还要将实情通告各国公使，并通过欧美报纸的报道来给日方造成压力。后者实际成为张作霖的对日策略之一，即远交近攻——远交欧美，抵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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