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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蒙军进兵奉天的时候,一直组织对张作霖进行刺杀的土井大佐化装成中国人,准备带上他的“苦力队伍”(系从中国各地找到的游民所拼凑而成)乘乱占领奉天。只是奉天并没有出现他意料中的混乱,不久蒙军也败逃乃至溃灭,使得他的计划尚未能够实施就已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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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井很不甘心,便带上自拟的契约条件去与代理总领事矢田商谈,目的是让矢田支持他推翻张作霖。矢田本身和町野等人一样,属于保张派,又得知日本政府已改变对华方针,于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至此,“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遭到了完全失败,连回光返照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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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政策的变化也影响到了郑家屯事件的谈判,双方都不再针尖对麦芒,而是彼此寻找台阶,希望赶快收场,即便对于前面争执最激烈的派驻警察一项也是如此。1916年10月27日,林权助突然在谈判桌上提出,奉吉两省“事实上已有日警派出所,并非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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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助倒不是信口雌黄,早在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即在东北设警所多处,郑家屯事件后,又在奉天各处设立警察官吏派出所。问题是它跟“军政署”一样,并没有得到中方的承认,日本政府自己也曾在相应条约上明文规定,非附属地的日人必须服从中国警察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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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向张作霖了解了具体情况,但到1916年末,却又有了在设警问题上对日让步的初步打算。征询张作霖的意见,张作霖表示坚决反对,他明确表示,设警问题属于内务行政范畴,国权所系,不容觊觎,如果在谈判中因顶不住日方压力答应其要求,必定会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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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22日,经过多达十余次的谈判和反复交涉,中日双方终于就郑家屯事件达成协议,主要内容为中方应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惩处有责任的中国军官,以及对日人进行抚恤、道歉等。虽然仍很无理,不过与当初日方的原提案相比,已有本质不同,在至关重要的设警权等权益方面都未有丝毫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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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郑家屯事件,还是郭家店对付蒙军,张作霖都是其中重要的当事者。在这些事件处理的过程中,他虽有迫不得已的妥协,但更多的还是进行极力抗争,也因此从中积累了一定的能力和经验。比如对付蒙军,就是以软磨代替硬顶,表面可与日军立约,答应怎样怎样,但只要找到空隙和机会,照样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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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郑家屯事件发生后,欧美国家曾对日本表示不满。日本政府极为不安,为此要求中国新闻界不得报道郑家屯事件及中日各轮谈判的详情。北京政府出于避免开罪日方的考虑,还真的以“于国交致有妨碍”为由,对国内舆论进行压制。张作霖则持有异议,他致电外交部,主张不仅应开放国内舆论,还要将实情通告各国公使,并通过欧美报纸的报道来给日方造成压力。后者实际成为张作霖的对日策略之一,即远交近攻——远交欧美,抵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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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说我抽手,我就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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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以来,奉吉黑三省都共戴一个最高行政长官,这是因为三省介于日俄两大强邻之间,设一个最高长官便于统一军事外交政策。又由于奉天在三省中实力最强,所以一般情况下,奉天长官就是三省最高长官,远者如清末的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近者如民国的奉天将军、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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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惯例在张作霖这里被打破了,尽管在他任内,奉天无论兵力还是财富都居于三省之首,可是吉黑却都各自为政,不受他的节制,张作霖也不能过问吉黑两省的军务和政务,这让他如鲠在喉,深感美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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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要打吉黑的主意,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袁世凯当总统,他当二十七师师长的时候。那时吉林督军是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是朱庆澜,两人论资格都比张作霖老。张作霖虽是“胡子”出身的武夫,但自被招安之后,也是一步步循资格和战功晋升上去,资格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一旦对方资格在他之上,就觉得很难直接下手,于是只能考虑采取间接控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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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恩远在吉林经营多年,一时很难从中设法,与之相比,朱庆澜上任的时间不长,而且他过去在奉天当统领时,很看不起张作霖,两人有旧怨,这也就为张作霖提供了一个他可以接受的驱逐对方的理由。正好驻黑龙江的第一师师长许兰洲与张作霖过从甚密,人称“黑龙江的张作霖”,张作霖就怂恿他取朱庆澜而代之,并且对他说:“如江省你要用款,我可以把还日本的三百万外债晚一点还(其时奉省外债尚未完清),挪给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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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作霖的鼓动下,许兰洲与骑兵旅长英顺、步兵旅长巴英额合谋,制订了一个驱逐朱庆澜的秘密计划。有一天晚上,黑龙江省城内的旗人忽然到处散发传单,通知所有旗人于第二天集会闹事。次日,一些为首的旗人或乘马或乘车来到集会场所,却发现警察已有所戒备,只得与其他代表一起躲进了许兰洲的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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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许兰洲暗中策动的行动,他企图借此达到动摇朱庆澜的目的。见集会未能成功,他又假装出来调解,暗中则指示旗人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对朱庆澜的左右进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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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由此人心惶惶。朱庆澜弄清都是许兰洲暗中捣鬼,很气愤地向袁世凯告了一状。袁世凯下令许兰洲不准胡来,说如果朱庆澜发生意外,即拿许兰洲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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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兰洲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卫士,因会武术而被袁世凯赏识提拔,袁世凯一发话,他也就不敢再做出什么出格举动了。袁世凯最后做出决定,电调朱庆澜入京,另派毕桂芳代理军民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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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代理,就是属于过渡性质,其他人皆可上位。此时张作霖在奉天已大权独揽,在北京政府面前说话很有分量,所以许兰洲就托张作霖保举他。张作霖表面答应设法,实际想保的却是他的同乡兼后来的儿女亲家鲍贵卿——都是间接控制,但鲍贵卿显然比纯靠利益结合的所谓“密友”要牢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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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兰洲被蒙在鼓里,他急于求成,便派参谋长尚某为代表,长住奉天与张作霖联络。尚某侦察到了张作霖的两面派手法,就将这一内情用密电发送许兰洲。可是这封电报被奉天检查机关扣留了,他们将密电译出送到了张作霖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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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看完电报后,对许兰洲派尚某到自己眼皮子下充当间谍一事很是生气。尚某的密电上有一句话“雨帅(张作霖)有袖手之意”,他把“袖手”误读成了“抽手”,就愤愤地说:“我姓张的明人不做暗事,说我抽手,我就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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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作霖干脆正式保举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系北洋嫡系,连段祺瑞都很欣赏,自然是一保就准。为了避免许兰洲因不满而捣乱,在鲍贵卿委任状下达的同时,许兰洲及其第一师也被调到奉天,受张作霖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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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许兰洲到奉天拜见张作霖时,张作霖亲自穿马褂出迎,并且首先开口对他说:“我对不起大哥,未能帮大哥的忙,因为我的队伍看着二十八师,腾不下手来,请你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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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兰洲离开江省后,既失根据地,又成了张作霖的下属,要想再发个脾气啥的,不过是自讨苦吃。明知这一点,他只好打碎牙齿和血吞,也跟着张作霖你好我好地客气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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