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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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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晚年回忆父亲的事迹，说张作霖驻军新民府时，当地也驻有日军，两边军营都有人逛妓院，因为一言不合，发生群殴。张作霖的士兵被打死了两个人，张作霖为此火冒三丈，非要对方偿命不可。日军方面自知理亏，便提出给每个被打死的中国兵各赔五百两银子。张作霖不听犹可，一听更火了，过了三天，他也派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对方闹上门来，他双手一摊，说那我还是按照前例，一人赔五百两银子：“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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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驻兵新民时没有与日军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的记载，有据可查的便是郑家屯事件，很可能张学良自己在回忆中把二者混淆了。郑家屯事件爆发时，正值奉军与蒙军激战于郭家店，于是日方就趁机对这一事件进行扩大化，以便转移张作霖的注意力，对已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的蒙军进行掩护。秉承日本参谋本部的旨意，井上先是提出“凡中国军队均须退出城外三十里”，继而照会张作霖，要求驻郑家屯至四平街沿线三十里内的奉军全数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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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军撤离后，日军占据了奉军的所有营房，并非法架设军用电线电话。至1916年8月底，从各方增兵开进郑家屯的日军已达一千五百余人，日本还计划调集八千人开赴郑家屯，其意图显然已不仅限于为蒙军打掩护。有证据表明，日本的最终目标是要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顾及东北“门户开放”之际，以军事实力压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并进一步吞并“满蒙”。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十五年后“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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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家屯事件的背景和日方的真实意图，北京政府最初认识得并不是很清楚，“以为系偶然发生之冲突，且系地方上事件”，于是命奉天当局直接与日本交涉了结此案。张作霖派人与日本驻奉天代理总领事矢田进行交涉，但日本政府拒绝在奉天谈判，他们强硬要求由日本公使与北京政府直接交涉，北京政府方面这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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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袁世凯刚刚去世不久，中日关系尚未完全缓和，如果张作霖处置不当，轻者可能滚鞍落马，乖乖地把位子让给冯麟阁等政敌，重者将导致东三省沦丧，“九一八”事变提前上演。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恐怕不太可能意气用事，更无法轻率地说出“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一类的段子。后者倒与当时流传于东北民间的一些传说相辅相成，这些传说夸大了张作霖与日军对抗的行为，虽然听上去鼓舞人心，其实反倒显得当事人颟顸无知，毕竟国事不是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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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张作霖既没有任着性子胡来，也没有消极等待，他急令奉天外交人员及郑家屯当地驻军调查事件原委，而后写成报告书送交北京外交部。在外交部对案情还茫然无所知的情况，张作霖提交的报告书不仅避免了自己成为事件的替罪羊，也为中央对日交涉提供了及时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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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出面展开交涉的同时，张作霖也没敢闲着，他一面电致北京政府，请求增兵以备万一，一面派身边的另一名日籍军事顾问菊池武夫到郑家屯进行调查（菊池的军衔为中佐，町野只是少佐，所以由菊池出面）。说是调查，实际是让菊池做调停人，希望能够大事化小，把紧张局面缓和下去。当着菊池的面，日方不惜撕下“中立”伪装，公开出面保护蒙军，他们让菊池给张作霖带话，以奉军“扰乱租界及子弹飞入附属地”为由，要求奉军立即与蒙军停战，对巴布扎布也勿予追究，否则的话就将施以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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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菊池传达日方要求后，张作霖进行了审慎研究。他考虑到，郭家店确属南满铁路附属地，一旦奉军在此处与蒙军大打出手，即便没有郑家屯事件的影响，也很容易给日本人授以口实。为了不使东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他只得下令停战，同时派菊池再次与日方联络，表示同意日方提议，对蒙军不加讨伐，令其安全退回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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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了这一步，似乎张作霖跟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该服软的时候还得服软。如果你真这么想，那你就太小看他了，因为他还给心腹部下们另外下了一道绝密命令：“令该匪逃出，俟离站较远即行痛剿，免为外人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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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你总不能在车站里待一世吧，等你离开郭家店，到远一些的地方我再灭你，那样更干脆，还让日本人说不得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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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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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6年8月19日起，围绕郑家屯事件，北京政府外交部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权助展开谈判。谈判期间，张作霖并未袖手旁观，他采取了积极介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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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屯事件缘起的最关键问题，是谁寻衅在先。日方在谈判中恶人先告状，声称武装冲突是因“中国兵发炮挑斗”所致，且奉军对日军实施了“猛烈攻击”，为此他们曾将两名中国商人抓起来，逼其画押，以制造伪证。张作霖得悉后，于8月28日急电北京政府进行揭露，外交部据此发出声明，认为逼供不能作为证据，从而使日方制造伪证的行径未能得逞，己方也得以从最初的极度被动中慢慢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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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谈判进行到哪一步，总之奉军在郭家店方面是没有再发动进攻。有日本人在背后撑腰，本已濒临绝境的巴布扎布和蒙军又来了精神，他们在郭家店竖起一面一丈多长的黄旗，有人把它看成是象征复辟的清朝国旗“黄龙旗”。一时间，这些人张牙舞爪，不知怎样显摆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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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着官方行动，日本国内的许多报章杂志也极力对巴布扎布进行吹捧，先把他描绘成一个“躯干高大，容貌非凡，具有将才霸气”的“常胜将军”，继而又称其“作为成吉思汗的后裔，雄才大略，有图谋蒙古民族复兴之壮志”。经过内外这么一包装，巴布扎布俨然成了“成吉思汗再世”、蒙古独立的英雄，善耆等宗社党要员脑子一热，干脆把自己组建的约八百“勤王军”也运抵郭家店，由巴布扎布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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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军”一出，立刻被张作霖抓住把柄。因为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对宗社党人历来是严惩不贷，宗社党把“勤王军”拨给巴布扎布，就表明二者已经合流，当然也应与之同罪。张作霖遂正式通告日方：“蒙匪既与勤王军联合，中国军队不得不大举讨伐。”随着他一声令下，奉军打破与日本刚刚订好的“协约”，对撤出郭家店的蒙军发起猛攻，并在1916年9月2日予蒙军以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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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中日进行第四轮谈判。出面谈判的外交总长陈锦涛根据张作霖的八条意见，对日方进行逐条批驳。此前一直在事件的具体情节上反复纠缠的林权助立即陷入被动，只得以“此案实无深究之必要”进行搪塞，以后又承认事件中的日本警察河濑处理不慎，日军也“稍有过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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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理屈词穷，但林权助倚仗着自己国家有实力，仍以郑家屯事件为借口，非常蛮横霸道地提出了八条要求。在这八条要求中，除对有责任的中方官兵予以免黜或惩处外，还包括向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向东北各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等。中国外交部自然不能同意，双方争执激烈，尤其在派驻日本警察一项上更是互不相让，后来该项也成为每一轮谈判的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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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一边在谈判中实施逼迫式打法，一边仍没有忘记继续维护自己的工具。9月3日，眼看蒙军即将被歼，日军开始直接对其实施援助。蒙军原先的武器主要由日本政府和宗社党偷运提供，南下这么多仗打下来，军械子弹已经十分匮乏。日军便从四平街方面运来武器进行补充，其中不仅有大量子弹和炮弹，还包括了四门青铜炮。这四门青铜炮均为日俄战争时日军使用的旧式山炮，一发射炮弹就要后退三米远，必须再上推到原地才能继续发射，怕蒙军不会用，一个退伍的日军炮兵少尉被专门派来充当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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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军的武器弹药重新变得充裕起来，而由于无法使用铁路，奉军的给养则越来越接济不上。当天下午，因为缺乏子弹，奉军被迫转攻为守，黄昏时组织撤退。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只得再度与日方立约，准许蒙军安全退回蒙古大沙漠，而条件是日本必须解除“勤王军”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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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虽然订了，但各方其实都无守约的自觉性，日本嘴上答应着，实际对“勤王军”一个手指头都没动，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在蒙军出发后不久，就通知奉军对蒙军及“勤王军”继续发动进攻。巴布扎布本身更不老实，他非但不肯就此偃旗息鼓，率部返回沙漠，而且还在与奉军交火的同时，不断对沿途的城镇村寨进行烧杀和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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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中旬起，中日双方在北京的交涉也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林权助为了逼迫中方让步，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尽管日军在事件中先闹上门，可是当他们在撤离时，却遭到了奉军的“包围追击”。参加谈判的外交次长夏诒霆因为对具体情节掌握得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未能予以当面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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