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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霍尔瓦特重返哈尔滨,并且称中东路附属地内的俄国人仍拥有国家统治权。吉林督军鲍贵卿而后致电霍尔瓦特,请他收回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中东铁路系中国领土,中国自有完全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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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不成,霍尔瓦特又来一招,说至少中东路附属地内的军事和行政权应归他统辖。中方回应:霍尔瓦特仅为铁路总办,无担负国家统治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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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收回中东路权,必先驱逐霍氏,成为东北各界的共识。1920年3月12日,哈尔滨三十多个工人组织联合向霍尔瓦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内辞职,而且“霍氏一日不去,路工一日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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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苏俄新政权的角度来说,霍尔瓦特早就失业了。发现这老毛子仍然死皮赖脸地不肯走,3月16日,鲍贵卿下令全面接管哈尔滨及中东路沿线的俄国军警武装,霍尔瓦特被迫下台。当天张作霖亲自赶到哈尔滨,在他的授意下,鲍贵卿限霍尔瓦特三天内必须离开哈尔滨,不准再回中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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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当年年底,中国政府先后收回了中东路的警权、司法权、行政权,中东路附属地被改为东省特别区,由中国派驻行政长官进行管理。尚未收回的只剩下了中东铁路本身,北京政府准备借款赎回,但遭到张作霖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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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在对苏俄交涉上,向来“无所屈挠”。他曾发布宣言说:“中国对新党守局外之中立,新党对于中国主权内之事项也应格外尊重才是。”言下对“新党”几次三番宣称要把中东路还给中国,可始终口惠而实不至很是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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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又说回来,“新党”起码有了这样的表示,那就是可以谈了,为什么还要再向别的国家借钱来赎呢?张作霖因此认为:“当务之急是以保护东北的边界为主,至于借款赎路关系到中国主权,我决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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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日本为维护其在东北的既得权益,不得不转而支持张作霖,奉系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鉴于张作霖草莽出身,没有多少现代知识,甚至哪一省在哪里都不知道,日本人最初也以为对付起来困难不大,没有料到张作霖的算盘其实精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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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张作霖的一贯处事原则是:小权小利可以让的好商量,有关国家命脉或地方安全的,想都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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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向北京政府大量借款,其中有很多涉及东北权益,比如“吉会铁路筹备借款”“吉黑两省农矿借款”“满蒙四路筹备借款”等。日本要求东北方面履行条款,张作霖来了个概不承认,让日方直接向北京政府进行交涉。这些借款的条件都非常低,抵押品不过是森林、电线之类,张作霖既不履行,北京政府也顺势拖延,日本两边都无着落,只得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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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以来,对日交涉向来是东北执政者最感棘手的问题。张作霖之所以能够做到长袖善舞,与他善于用人有很大关联,在对日外交上,他又特别重用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杨宇霆,另一个是与杨宇霆关系非常密切的常荫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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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的政治外交手腕非常高明,“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对日本的内情知道得很清楚,有许多日方情报供给来源,也因此能够对症下药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周旋。平时张杨配合得相当出色,每当日本向张作霖提出某种苛刻要求时,张作霖就会以“好,好!我叫杨某来办”的话作答,如果对方想索取书面保证,他便装文盲,以自己不通文墨为由加以拒绝。后来苏联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张作霖在统治东三省期间,之所以始终未与日本签订任何正式协定,就是“因为遭到杨宇霆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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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张作霖不立字据,杨宇霆总有办法使日方打消、变质或将相关损害减至最低限度。这一方面是因为杨宇霆了解对方底细,掌握着他们的价码和能够容忍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也是他和张作霖对日本政客进行多方联络乃至于“收买”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从奉天省府档案中发现,日本要人以至于政党竟然多数都曾从张作霖手里拿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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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手腕,就是他明明很强硬,但还不让你觉得他讨厌。和杨宇霆打过交道的一些日本人对杨宇霆的评价都不低,本庄繁常说:“日本没有像杨宇霆这样富于正义感和能办事的人。”町野也说:“的确,杨宇霆很敢说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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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关内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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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东北攫取权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继续开口要;另一种是在原有的权益上进行扩展,例如利用南满铁路控制东北交通和军事,同时进行资源掠夺以及侵蚀当地经济。张杨对后者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性,张作霖在一次讲话中,曾对工商界人士说:“买卖人不要轻看自己,英国一个东印度公司,就把印度灭亡了。今天的南满铁路公司,就和东印度公司一样,它是灭亡我们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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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南满路是日本人死都不肯放松的。在这方面为张作霖想出对策的人,便是常荫槐。常荫槐负责主管东北的铁路事业,任职期间他大力兴建东北铁路,这些铁路全部都与南满路平行,从而对南满路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满铁的营业收入因此大受影响,在生意清淡的情况下,不得不以降低运费的办法与东北自建铁路进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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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铁路网必须配有良港,除建路外,常荫槐还积极筹划在葫芦岛筑建商港,以与日本人控制的大连港进行对峙。大连港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距离东北和内蒙腹地较远,而葫芦岛连接两大铁路干线,几乎东北各地的货物都可以此为集散地,交通上要比大连港便利得多。一旦葫芦岛海港建成,大连港就可能像南满铁路一样逐渐失去作用,最终沦落为一个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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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此当然极为不满,甚至有人大肆咆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在东北路权交涉中,日方几次想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可是结果都不了了之,当时最大的顾虑是“唯恐杨宇霆等反对派将乘机制造纠纷”,从而使他们已取得的权益“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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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得,骂不得,逼不得,也吓不得,无可奈何之下,日本只能选择走所谓“稳健”道路。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本人就是稳健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主张日本在东北“不可急进,必须条件成熟,不然就会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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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外与日俄争锋的同时,自恃已有充分实力的张作霖也开始不断介入关内纷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系原先的首领冯国璋去世,曹锟、吴佩孚继起,在这两人的领导下,直系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争斗激烈。众所周知,段祺瑞视其首席幕僚徐树铮为自己的灵魂,须臾不可或缺,而徐树铮也对段祺瑞感恩知己,忠心耿耿,两人可谓是情同父子。因此直系的攻击策略是先把矛头集中指向徐树铮,要求段祺瑞“亲君子远小人”,罢免乃至处死徐树铮。段祺瑞当然不肯做这种自毁长城的事,两派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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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内部各派中,直皖旗鼓相当,此外就数奉系实力最为强劲,直皖双方也都很重视拉拢奉系。1920年春,段祺瑞派嫡系第九师所部参加协约国组织的“西伯利亚干涉行动”,不久第九师师长魏宗翰奉命代表陆军部前去海参崴一带慰问参战部队,临行前,段祺瑞特地交代,让他在经过奉天时试探张作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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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宗翰途经奉天,张作霖招待得殷勤备至,并且一再对他说:“拥护段总理的武力统一政策,绝不偏袒曹仲珊(曹锟字仲珊)方面。至必要时,愿以中立的资格出头调解。”慰问结束,经过双城子时,驻防双城子的吴俊升到站为魏宗翰一行送行,并赠送了两袋高粱米,车抵锦州,张作霖的大公子、已任旅长的张学良不仅同样率官兵到站向他们列队致敬,而且还亲自上车对魏宗翰说:“我父亲要我来向魏老伯请安。”看到吴俊升、张学良对自己如此尊敬,魏宗翰更相信张作霖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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