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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的隐忧在张作霖的日籍幕僚那里得到了部分验证。张作霖原来一共有两个日本军事顾问,一为町野,一为菊池。菊池离职时,日本参谋本部本拟以土肥原贤二接替。町野预先得知了这一内部消息,他就对时任参谋长秦华说:“土肥原做事十分跋扈,把这种人置诸左右,实难放心,请把此事转达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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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野虽是个日本人,本身也负有日本政府所给予的秘密使命,但他拥张是真心的,站在一个幕僚的角度,亦有与张“共生死,取天下”的意愿。用他的话来说,他与张作霖一直是“形影相随,张作霖危险时,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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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张作霖对町野也很信任。町野曾经自得地说过:“张作霖一做决定,就是他儿子张学良和参谋长杨宇霆劝他,他也不听,而只肯听我的话。因此,当张作霖束手无策时,不管杨宇霆还是张学良都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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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町野这么一说,张作霖立刻明白土肥原不是什么好货色,于是就对日方提出要“退货”。日方问他究竟要谁,张作霖点了铃木美通,因铃木另有任用,抽不出来,日方便将本庄繁派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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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庄繁参加过日俄战争和西伯利亚干涉,又曾在日本陆军大学任兵法教官,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手。他到奉天的时间并不长,但已经看出了奉军训练不足的弱点。当张作霖征询他的意见时,他直言不讳:“以此种训练恶劣的军队与直隶军(即直军)作战是无把握的,应当自重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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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虽然也清楚自己部队的不足,可是并没有想得有多么严重,相对而言,他更倾向于听取町野的意见。町野是日本人中最坚决的拥张派,他经常对张作霖说:“只要你生存一天,我一定卖命做你的顾问一天。”有一次,张作霖对他说:“你归化中国好了,你归化了,我就给你做督军。”町野:“不要,如果你做了皇帝,要把满洲给我,那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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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都是半开玩笑,但町野确实很早就与张作霖“相约取天下”,对入关争霸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自然赞成入关作战。见町野主战,张作霖便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决计与直军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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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军事会议的最终决策尽管属于内部最高机密,但外界也渐渐有所知晓。当时吴景濂在非常国会担任众议院议长,他的母亲去世了,与吴景濂接近的朋友同僚纷纷赴东北进行吊唁。丧礼结束,客人们陆续返回关内,他们带回的消息是,张作霖正重礼优待西南专使伍朝枢,并已约定孙中山由湘赣进兵北伐,拟南北夹击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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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见张作霖如此蓄谋,料知战争已不可避免,赶紧预作准备。他首先想方设法破除“反三直联盟”:与陈炯明取得联络,双方订立了统一南北同盟,同时扶持贵州、云南的地方诸侯,以牵制孙中山的北伐;取得驻于上海的北洋海军的支持,使得属于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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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转往北方。河南督军赵倜心有异志,本准备做奉军内应,吴佩孚察知这一情况后,一边明言会永久维持赵倜的地盘,一边把赵倜的弟弟赵杰列入前线作战行列,让赵倜即便想“造反”也得有所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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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投鞭断长江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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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31日,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以换防为名派第二十七师入关。吴佩孚得到的情报是,其余奉军也正在新民、锦州一带进行集结,只要张作霖一发布动员令,就将大举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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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兵压境,吴佩孚表面强装镇静,内心其实非常焦躁。他一边加紧部署战事,一边托人向各处发出通电,请张作霖对他予以谅解。在奉军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况下,吴佩孚的缓兵之计注定难以收到效果。4月9日,张作霖发布总动员令,奉军开始大批入关,并在天津的军粮城进行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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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间,吴佩孚不断接到奉军兵车络绎进关的报告,外界对此的评论是“奉军沿京奉线如怒涛一般越过山海关南下,开进华北地区”。不过奉军气势虽足,但在战略上其实并不成功,这是因为原来可以对他们进行策应的力量都已被吴佩孚提前控制住了,而且由于奉军是先出手的一方,国际社会更同情和支持直系。在张作霖原来的计划中,他是要先发制人,打直系一个措手不及,继而获得四方响应,至此这一期望完全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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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奉军已大部入关,而吴佩孚也已完成全部的军事部署。双方讨敌骂阵,互相揭短,都拼着命地往对方身上泼脏水,吴佩孚抓住张作霖的“胡子”出身不放,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张作霖则把吴佩孚比作是安禄山、史思明,说他的存在令“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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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完唾沫星子,便是要真的互砸板砖了。4月29日,张作霖下达总攻击令,奉军哇哇叫着向直军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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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战线拉得很长,共分三路,除中路因为两边均未配备主力,战事不太激烈外,其他两路都打得分外激烈。开战之初,直军基本被奉军压着打,西路几乎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东路虽然没这么糟,但也节节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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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之所以一上来就能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击”,首先是因为兵力装备上与对手有较大差距。吴佩孚尽管也集结了十万兵力,可是其中三分之一以上要用来巩固后方,无法调到前线。奉军能够直接开到一线作战的部队则高达十二万五千人,几乎超过直军的一倍。重武器方面,直军勉强拼凑了一百门大炮、一百挺机枪,奉军在此基础上大炮多了五十门,机枪多了一百挺。奉军军官们对此扬扬自得,夸口道:“投鞭断长江之流,走马观洛阳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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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直军自身指挥不力。东路的彭寿莘第十五师乃直军劲旅,但彭寿莘因丁忧(即遇到父母的丧事)请假不在军中,及至开战才匆匆赶回师部。身为直军总指挥的吴佩孚则坐镇洛阳,并未亲临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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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直军也有直军的优势,它的老底子是清末时的北洋第三镇,有着很长战史,士兵多是老兵,久经训练,身经百战。在熬过奉军一开始发起的冲击波后,他们的这一优势迅速呈现出来,即人虽少,但精干有战斗力,打起仗来不仅凶悍顽强而且不急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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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仍然占据着主动,但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完胜对手。一名新闻记者赴前线采访,看到两边机关枪对射不止,大炮打出的开花弹自头上飞过,呼呼作响,一经着地,震耳欲聋。当奉军步兵进攻时,前队士兵受伤倒地,后队士兵立即上前补缺,受伤士兵则被救护队送往救护处治疗。在前线阵地的后方,“火车、骆驼及各种车辆,自北京运援兵军需赴前线者,络绎于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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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逐渐陷入胶着状态,双方战成一团,不相上下,这就给直军扭转战局创造了机会。吴佩孚向来喜欢靠前指挥,此次迟迟不到一线,不是怕死,而仍然是担心河南督军赵倜给他出幺蛾子——虽然事先施了恩威并施之法,然而若是他吴佩孚亲到前方,赵倜还是可能会乘虚而入,到时豫省直军兵力又无法与之抗衡,河南一失,直鄂必然要中断联络,战事非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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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把自己腾出来,只能依靠客军。曹锟时代的直系与冯国璋时代的老直系不同,它所指的直军仅限于曹锟所部,也就是曹锟培养出来并始终在他部下任职的官兵,不在其列的便都统称为客军。关键时候,吴佩孚决定征用两支陕西客军,指挥者一为陕西督军冯玉祥,一为潼关镇守使张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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