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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直军自身指挥不力。东路的彭寿莘第十五师乃直军劲旅，但彭寿莘因丁忧（即遇到父母的丧事）请假不在军中，及至开战才匆匆赶回师部。身为直军总指挥的吴佩孚则坐镇洛阳，并未亲临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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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直军也有直军的优势，它的老底子是清末时的北洋第三镇，有着很长战史，士兵多是老兵，久经训练，身经百战。在熬过奉军一开始发起的冲击波后，他们的这一优势迅速呈现出来，即人虽少，但精干有战斗力，打起仗来不仅凶悍顽强而且不急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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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仍然占据着主动，但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完胜对手。一名新闻记者赴前线采访，看到两边机关枪对射不止，大炮打出的开花弹自头上飞过，呼呼作响，一经着地，震耳欲聋。当奉军步兵进攻时，前队士兵受伤倒地，后队士兵立即上前补缺，受伤士兵则被救护队送往救护处治疗。在前线阵地的后方，“火车、骆驼及各种车辆，自北京运援兵军需赴前线者，络绎于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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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逐渐陷入胶着状态，双方战成一团，不相上下，这就给直军扭转战局创造了机会。吴佩孚向来喜欢靠前指挥，此次迟迟不到一线，不是怕死，而仍然是担心河南督军赵倜给他出幺蛾子——虽然事先施了恩威并施之法，然而若是他吴佩孚亲到前方，赵倜还是可能会乘虚而入，到时豫省直军兵力又无法与之抗衡，河南一失，直鄂必然要中断联络，战事非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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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把自己腾出来，只能依靠客军。曹锟时代的直系与冯国璋时代的老直系不同，它所指的直军仅限于曹锟所部，也就是曹锟培养出来并始终在他部下任职的官兵，不在其列的便都统称为客军。关键时候，吴佩孚决定征用两支陕西客军，指挥者一为陕西督军冯玉祥，一为潼关镇守使张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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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直系内部情况不太清楚的人，常爱说曹锟无能，是吴佩孚替他打了天下，实际上曹锟在很多方面比吴佩孚还要高明得多，尤其气量宽宏，很善于用人。冯玉祥最早时在很多地方都不受欢迎，但曹锟能够接受，因此冯玉祥便归附了直系。张锡元则是与吴佩孚有历史关系，清末时张锡元在骑兵学校任教官，吴佩孚是学生。直系走红后，张托人向吴表示愿附直听从指挥，吴佩孚自然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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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吴佩孚下令冯玉祥、张锡元出陕相援。当时的陕西连年战乱，经济非常困难，丁赋预征甚至已达到二三十年，到了征无可征的地步，而客军偏偏还特别多，实在是僧多粥少，所以冯、张都想出陕找主路，吴佩孚命令一到，二人即马不停蹄地率部从陕西开来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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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30日，吴佩孚收到电报，得知冯玉祥已率兵出潼关，其前锋李鸣钟旅及张锡元自率的一个旅已到达洛阳，他这才放心地把洛阳和郑州一带的防务交给冯玉祥，自己赶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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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胡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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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前线后，吴佩孚对东路进行重新部署，命令彭寿莘等人不得再退，接着便坐镇西路的良乡进行指挥。通过侦察，他发现奉军在布阵上存在弱点，于是急调张锡元、李鸣钟两旅星夜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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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旅兼程到达良乡时，正当直军疲惫不堪之际。曹锟也正在良乡督战，他亲自到车站迎接援兵，并且对张锡元说：“老兄来得及时，请大力帮忙，火速开到前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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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令李鸣钟旅附奉军之背，实施迂回攻击，张锡元旅则会同直军，从正面出击。当时直军战壕里二三十步才有一个士兵，而且精神不振，援军的出现令他们又重新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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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西路总指挥是张景惠，他本以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攻下吴佩孚的老营指日可待，现在看到对方忽然从正面出击，而且还有生力军进行抄袭，顿时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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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徐世昌又在此时对张景惠说：“位于北京附近的三个师，与吴佩孚相通气，有攻击奉军后路的可能，因此（奉军）以后退至北京以南、长城一线为万全之上策。”徐世昌本偏向于奉系，奉军入关时打的就是“奉令拱卫京畿”的旗号，可是他向张景惠提供的这份似是而非的“情报”却给奉军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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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各级官佐多数起自草莽，他们不学无术，故步自封，平时愚昧而好自用，战时又因对现代军事知识讳莫如深而喜欢任意瞎指挥。张景惠就是如此，他听信了徐世昌的话，想到如果真有这么多反叛部队从背后打过来，奉军不但要遭遇双重包围和前后夹击，而且察哈尔与前线之间也将被打进一个大楔子，那么自己的地盘就保不住了（张景惠的正式职务是察哈尔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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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征得张作霖同意的情况下，张景惠便擅自下令西路奉军全线撤退。他们前脚刚撤，吴佩孚后脚就从俘获嘴里获知了消息，于是当即电令张锡元旅实施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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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的奉军，究其实还只是一支“胡子军”。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为了利用东三省的“胡子”替自己效力，日本人曾对“胡子”的作战特点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发现，“胡子”看似相当于日本的浪人或者无赖流氓之类，但实际上已是一种军队，具备班、排、连的战斗机能，同时“胡子”还具备许多突出优点，比如“习惯骑马而擅长马术，出生入死无所畏惧，其行动进退之机敏灵活令人惊讶”。正因为这样，一些较为悍勇的“胡子”在实力上往往可以压倒前去围剿他们的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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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尽管在局部战斗中堪称优秀，但“胡子”的整体秩序和统制能力都非常薄弱，也就是说，若不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胡子”在战场上的作战能力有限，最多只能止步于班、排、连这一级。很多依附于日军的“东亚义勇军”都是如此，日本人从中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此类匪团马队，不能对敌展开正规进攻，凡遇优势之敌攻势，甚至一发炮弹攻击，其主将即带头逃跑，敢于抗敌到底者为数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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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锡元旅发起追击时，奉军“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缺点在战场上暴露无遗，各部都只顾着逃命，几乎是草木皆兵，撤退也变成了大溃退。西路的惨败又很快波及东路，在吴佩孚集中兵力发起猛攻后，各部多数已失去战意，纷纷向军粮城溃退。因奉军军纪不佳，败兵到处骚扰，沿途老百姓曾立石碑咒骂：“奉军败退，争相奔命，跑得烂泥洼子冒烟！”国外观察家更是视为笑话，一篇文章写道：“中国军队是假如一个支队的军队退却，便犹如野生动物一只逃跑，会立即引起全群逃跑一样，将导致全军一泻千里的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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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回败局，张作霖亲临前线指挥，他给东路总指挥张作相打去电话：“你怎样也不能退，你要退下来，我们只有梦里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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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相的军事才能和定力并不比张景惠高明多少，且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几句狠话又岂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此时的奉军已处于崩溃状态，是谁都阻止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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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急得双眼冒火，他在指挥部内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好，为了不丢面子也绝不能逃跑。且看天津一战，一决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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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还想在天津再打一下，但以奉军的状态，显然已非常不现实。一旁的本庄繁赶紧劝说道：“当然这也是一个方案，但从兵力素质而言，不易取胜。与其冒这样的风险，不如到适宜地点进行休整，以图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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