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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担心其实是不存在的。汤玉麟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重归张作霖麾下，再不敢乱说乱动，对王永江已构不成什么实质性威胁。至于第二个，在张作霖看来，无非是文人爱面子，邀请的时候态度诚恳一些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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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请了几次，王永江都没肯动身。实在没办法，张作霖就亲自派人派车把王永江从家乡硬接到省城。见到王永江，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算是不为我，为东北老百姓着想，也应该承担这副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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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据说他也曾对诸葛亮说过：“先生若不出山，如苍生何也？”先生您如果不出山，为天下百姓着想的话，那么天下百姓应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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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本喜任事，让张作霖这么一恭维，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就顺势了打消原有的矜持之念，同意再次出山相助。1922年6月18日，张作霖正式任命他为奉天代理省长兼财政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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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中，王永江对管仲非常推崇。管仲能够令齐国富强，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其亮点之一就是采取重商政策，即所谓“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王永江治理奉省，效仿的就是管仲治齐，其间他推出了不少相应措施，比如修建奉海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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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以关外一隅之地，能够与关内据有大半个中国的直系相抗，若无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不可想象的。东北最大的优势就是农作物丰富，特别是有大宗的土豆出口，这使它在外贸上经常处于出超地位。奉海铁路自奉天到海龙，沿途皆奉省大豆产地，极具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同时，它也是东北第一线官商合办的铁路干线，采用的全都是本国资金和技术。王永江明确规定，该铁路公司股票只准中国人持有，不准抵押或转汇给外国人。尤为难得的是，相比于同期日本技术修建的洮昂铁路和吉敦路，奉海铁路不仅质量更好，而且还分别节省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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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奉海铁路外，王永江最为显著的政绩是创办奉天纺织厂，二者共同的特点都是出官款集民股，以官商合办的方式成就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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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很重视对官员的奖惩，王永江课吏也很严格。他多次派人调查各县吏治，举行县知事考核，又在奉天省范围内自行组织对高等文官进行考试，从中提拔县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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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自己治奉，很在意任职者的资历，哪个县里有缺额，需要补上，他都会指着候选者的名字询问左右：“他是留奉知事吗？”意谓这个人以前有没有在奉天做过知事，如果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此人十有八九便失去了补缺的希望，也因此，在张作霖兼任省长的年代，地方官多为旧时之老吏，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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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与之不同，他奉行的是管仲选贤与能、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凡奉天省的新进青年，只要文官考试成绩优异或能在仕途中做出实绩，都有被提拔任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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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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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时的奉天乃至东北的吏治一度相当混乱，谋职者往往凭借关系或钱财就能通行无阻，张作霖自己也曾因以设赌为由，代人谋事，而被外界讥称为“大吃县局”。到王永江执政，因其“声音颜色千里拒人，无人向其请托”，张作霖虽然麾下如云，亲戚眷属众多，然而也没有一个军界将领或者帅府亲戚敢来省署求情托事。在王永江执政期间，张作霖所有亲戚中只有一个人当了地方官。此人为义县知事赵学德，他是张学良的亲表兄，但为人谦虚谨慎，当县知事也是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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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就算张作霖本人要出面谋私，他被搭理的可能性也接近于零。有一次，张作霖有事找王永江，王永江到帅府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从内宅出来，他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对副官说：“我还有事。”说完便扬长而去，事后张作霖也未有丝毫怪罪之意。不仅如此，每当部下中有人被任用为县知事或税捐局长时，张作霖还会在谈话中加以提醒：“王岷源（王永江）脾气不好，很难伺候，你要小心好好地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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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人用人归根结底还得靠育人。王永江向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必须发扬文治，通过兴办大学教育，来培养专门人才。张作霖接受其建议，下令筹办东北大学，并由王永江本人兼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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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初创时，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的财政状况，唯恐学校用奉票发月薪，到时一旦奉票跌价，势必影响收入，所以不愿前来应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王永江经过悉心筹划，决定教师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而且不许拖欠。民初时大学最为集中的是北京，但北京各大学的欠薪情况颇为严重，东北大学因此成为全国教师薪水最高，发放也最及时的一座大学。国内外名师学者纷至沓来，黄侃、章士钊、梁思成等均先后应聘来东北大学任教，可谓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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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这个省长当得相当之“抠”，在他任下，教育厅、实业厅经费每月不过奉大洋两三千元而已，教育厅长出入坐的都是人力车。唯独在办校上，王永江非常舍得花钱，他筹拨三百七十余万元，从德国购买新式机器，成立了东北大学工厂，在从事生产的同时供学生实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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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原先不相信东北方面可以独立把大学办好，及至看到东北大学的实际情况才不得不发出惊叹，认为这所省办大学乃是同时期教学质量最佳、设备最好的第一流高等学府，“它的教育水准无疑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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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办警政、财政时一样，王永江不负所望，把奉天的政务也搞得风生水起。当时奉天吏治的清明为全国瞩目，“一时之风气尚非他省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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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王永江代理奉天省长起，东三省中的其他两个省均效仿此例，吉林王树翰以督署高等顾问身份代理省长，黑龙江于驷兴以教育厅长身份代理省长，二人也都是有一定管理经验的文官，东北由此在政治经济上步入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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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务移交给王永江后，张作霖即专心处理军务。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作为一个打了大半辈子仗的武人，他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在直奉战争中落败并不气馁：“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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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还是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思考一下如何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直奉战前，张作霖总是认为只要敢于拼命就没有打不赢的仗，他训话时用来激励官兵也都是从前纵横江湖的一套，不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就是“哥们儿兄弟”“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还有这样的“训词”：“他妈拉个巴子的，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了老婆不给之外，什么都会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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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战，张作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太多偏颇之处，奉军不是不能打仗，也不是不拼命，但还是败得一塌糊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对比一下郭松龄“三八旅”的表现，再想想杨宇霆、本庄繁等人的多次进言，便知道还是因为军队缺乏严格训练，没有被纳入正规化轨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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