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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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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时的奉天乃至东北的吏治一度相当混乱，谋职者往往凭借关系或钱财就能通行无阻，张作霖自己也曾因以设赌为由，代人谋事，而被外界讥称为“大吃县局”。到王永江执政，因其“声音颜色千里拒人，无人向其请托”，张作霖虽然麾下如云，亲戚眷属众多，然而也没有一个军界将领或者帅府亲戚敢来省署求情托事。在王永江执政期间，张作霖所有亲戚中只有一个人当了地方官。此人为义县知事赵学德，他是张学良的亲表兄，但为人谦虚谨慎，当县知事也是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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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就算张作霖本人要出面谋私，他被搭理的可能性也接近于零。有一次，张作霖有事找王永江，王永江到帅府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从内宅出来，他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对副官说：“我还有事。”说完便扬长而去，事后张作霖也未有丝毫怪罪之意。不仅如此，每当部下中有人被任用为县知事或税捐局长时，张作霖还会在谈话中加以提醒：“王岷源（王永江）脾气不好，很难伺候，你要小心好好地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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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人用人归根结底还得靠育人。王永江向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必须发扬文治，通过兴办大学教育，来培养专门人才。张作霖接受其建议，下令筹办东北大学，并由王永江本人兼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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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初创时，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的财政状况，唯恐学校用奉票发月薪，到时一旦奉票跌价，势必影响收入，所以不愿前来应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王永江经过悉心筹划，决定教师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而且不许拖欠。民初时大学最为集中的是北京，但北京各大学的欠薪情况颇为严重，东北大学因此成为全国教师薪水最高，发放也最及时的一座大学。国内外名师学者纷至沓来，黄侃、章士钊、梁思成等均先后应聘来东北大学任教，可谓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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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这个省长当得相当之“抠”，在他任下，教育厅、实业厅经费每月不过奉大洋两三千元而已，教育厅长出入坐的都是人力车。唯独在办校上，王永江非常舍得花钱，他筹拨三百七十余万元，从德国购买新式机器，成立了东北大学工厂，在从事生产的同时供学生实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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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原先不相信东北方面可以独立把大学办好，及至看到东北大学的实际情况才不得不发出惊叹，认为这所省办大学乃是同时期教学质量最佳、设备最好的第一流高等学府，“它的教育水准无疑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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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办警政、财政时一样，王永江不负所望，把奉天的政务也搞得风生水起。当时奉天吏治的清明为全国瞩目，“一时之风气尚非他省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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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王永江代理奉天省长起，东三省中的其他两个省均效仿此例，吉林王树翰以督署高等顾问身份代理省长，黑龙江于驷兴以教育厅长身份代理省长，二人也都是有一定管理经验的文官，东北由此在政治经济上步入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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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务移交给王永江后，张作霖即专心处理军务。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作为一个打了大半辈子仗的武人，他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在直奉战争中落败并不气馁：“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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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还是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思考一下如何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直奉战前，张作霖总是认为只要敢于拼命就没有打不赢的仗，他训话时用来激励官兵也都是从前纵横江湖的一套，不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就是“哥们儿兄弟”“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还有这样的“训词”：“他妈拉个巴子的，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了老婆不给之外，什么都会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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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战，张作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太多偏颇之处，奉军不是不能打仗，也不是不拼命，但还是败得一塌糊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对比一下郭松龄“三八旅”的表现，再想想杨宇霆、本庄繁等人的多次进言，便知道还是因为军队缺乏严格训练，没有被纳入正规化轨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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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整军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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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痛定思痛，下决心“整军经武”，对奉军进行认真整顿和训练。他首先采纳杨宇霆的建议，设立了陆军整理处。陆军整理处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办公处就设立在帅府后面，有后门可以相通，便于随时来往，足见张作霖对它的重视。不过张作霖对整理处的事务并不干涉，他虽然也常来整理处，但不看公文，只是随便看看，找人聊聊天而已。平时除了涉及东三省的重大决策须由张作霖直接掌握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项，包括部队的整编、人事部署、官员升迁等也均由整理处独立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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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烈臣是整理处总监，张学良是参谋长，但他们仅是挂名，负责具体事务的是副总监姜登选和韩麟春。姜、韩二人均为杨宇霆介绍过来的士官同学，二人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很快便成为新派中的骨干力量。这也同时表明，新派已经在奉军中掌握大权，新旧两派的竞争以新派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告终。在新派的推动下，整理处对奉吉黑三省军队进行整编，裁汰三分之一，又添招三分之一，同时取消师制，全部改为旅制，整编后的部队统一以“东北军”作为番号。在整编过程中，为新派独占鳌头立下汗马功劳的“三八旅”得到加强，这支部队原本在直奉战争中损失甚重，经过补充，人员枪械整齐一新，不仅官兵都经过精挑细选，而且装备全部是新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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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旅”的名称也进行了改变，张学良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时称“二六旅”。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整编前的“三八旅”，还是整编后的“二六旅”，两旅都不分家，张学良也都只充当“甩手掌柜”的角色，一直由郭松龄负实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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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军事改革以“二六旅”为试点。早在直奉战争前，“二六旅”就已开始任用正规军事学校的人为军官，改革后，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大部都被军校学生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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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旅”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很快又被转用到其他部队身上。相应推出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定全军各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握教育的中校团附，必须全部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也要由各部队参谋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或队长调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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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规模的弃旧纳新，在直奉战争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整理处为此大肆招兵买马，以原籍东北而散落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为重点，极力吸纳有海外陆军留学经历，或国内陆大、保定等军校出身的军官。招人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顺藤摸瓜，凭着各人的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从四面八方一个个地进行招揽。虽看重东北籍，但也不排斥非东北籍的外地人。广西人何柱国与“二六旅”炮兵团长邹作华是士官同期同学，便通过邹作华的关系进入了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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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东北大学吸引师资靠的是优厚待遇，东北军能够引起各方面军事人才的兴趣，则主要缘于他们提供的带兵机会。民初自北洋一系起，将领们大多喜欢让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当参谋一类的幕僚，独有东北军与之不同，按照新的规定，去了就有机会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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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柱国投身奉军后，有一年回北京结婚，有人对他说：“你在东北是个中校，如果愿意转到冯玉祥的方面来，可以立即升为上校。”何柱国直截了当地加以回绝，理由就是自己在东北有机会带兵，而冯玉祥方面无此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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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用人制度外，东北军还效仿日本军制，实行军法、军械、后勤独立。各部队以实弹射击和相互之间的对抗演习为主要训练课程，按季校阅评分，后勤方面则进行统一补充，军需沦为长官私人账房的现象自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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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班，曾对人说：“东北有两件事是需要学的，一件是后勤独立，这在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做到，另一件是他们的用人制度。”与直奉战争前相比，经过改革的东北军内部确实开始呈现出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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