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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张作霖在关外靠“整军经武”养精蓄锐，吴佩孚则在关内用“武力统一”削平群雄。不到两年，全国范围内尚未为曹、吴所吞并，并且敢于同曹、吴相对抗的实力派，除山海关外的奉张外，便只剩下了南方拥护孙中山的粤军，以及华东拥护段祺瑞的卢永祥、何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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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何一个据有浙江，一个据有上海，这其中何又依附于卢，行动上唯卢马首是瞻。卢永祥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和段派嫡系，他个人非常崇拜段祺瑞，不管段经历怎样的升沉荣辱，始终坚决拥护，称得上是一名段的死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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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战争后，皖系军事力量分崩离析，唯浙沪的卢永祥、何丰林，福建的臧致平、杨化昭尚在支撑，他们作为皖系仅存的最后一点实力，也因此成了直系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24年4月，臧致平、杨化昭被直系孙传芳逐出福建，只得逃入浙江，投奔了卢永祥。直系的江苏督理齐燮元早有吞并浙沪之心，见状便以反对卢永祥扩充军队为由，联合已“统一福建”的孙传芳，从苏皖赣闽四面向浙沪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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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苏皖赣闽四省的直军本已很多，不久山东、河南、湖北又听从吴佩孚的命令，派军队源源不断南下援苏。卢、何孤立于华东一隅，形势立刻变得岌岌可危。段祺瑞与手下幕僚都很清楚，一旦浙沪有失，皖系将彻底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徐树铮等人都赶赴上海，帮助卢、何筹划救急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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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能够想到的便是向“三角反直联盟”求援。张作霖先汇了三十万元对卢永祥予以接济，同时订立攻守同盟，表示江浙如果爆发战争，将派兵入关协助。孙中山也认为“救浙江、上海即以存粤”，声明一旦江浙开战，即派兵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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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联盟”的保证，卢、何便决定成立浙沪联军，与进逼的直军誓死一战。经过双方台前幕后的一番紧张部署，1924年9月3日，浙沪联军与齐燮元部终于在上海附近展开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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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皖系盟友迅速做出了反应。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张作霖即在关外通电响应卢永祥，并且马上开始进行军事准备。第三天，孙中山发表宣言，宣告即日移师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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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进行军事准备期间，东北军新旧两派对于是否真的要与直系大打出手仍存在分歧。旧派上次在关内作战中跌了个大跟头，乃至退入关外后被迫向新派让步，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作相、吴俊升均主张这次镇静处之，等待江浙战事解决再定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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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与之完全不同，他们正是通过入关作战才得以显露锋芒，并以此压倒了旧派，故看到新的机遇来临时，人人跃跃欲试。杨宇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前态度犹疑，那是觉得部队未经训练，胜负没有把握，现在经过“整军经武”，东北军人强马壮，也就不再存有这方面的顾虑了。他和张学良等新派人物都认为直系调兵东南，无暇兼顾北方，为东北军乘虚而入提供了条件，“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万不可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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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派的权势与在张作霖面前的说服力早已江河日下，无法与新派抗衡，但鉴于之前的失败，张作霖还得再征询一下文治派，特别是王永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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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天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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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奉再次获得巨大成功后，王永江不仅接替袁金铠成为关外文臣首领，而且张作霖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的程度也超过了袁金铠受宠时期。王永江到帅府见张作霖，事先都会打去电话，张作霖接到电话，必让人把正门打开，然后亲自到门口迎接——帅府正门平时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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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张作霖过生日或有其他庆典，文官武将都会早早立于帅府阶下，张作霖一出正厅，众人便齐齐下拜称贺。王永江的省署就在帅府后面，可他偏偏不露一面，直到称贺的人都走了，才离开省署前往帅府。张作霖知道他的这一习惯，王永江一来，就赶紧让人把帅府的门打开，并且微笑着到阶下迎接。幕主如此礼遇，若是换成别的幕僚，难免要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唯王永江处之泰然，他给张作霖行礼时也不下拜，而仅仅是拱个手，作个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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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奉管仲为偶像，他用管仲治齐的办法来治理东北，同时也希望能如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与“取天下”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管仲和齐桓公的政治理想就不是要做天下的皇帝，他们觉得能立足齐国，做一个维持中原秩序的霸主就够了，此谓“霸道”。王永江感慨：“自唐以后，求霸且不易得矣。今之时局，能行管子之道者，犹可以强国，岂独区区一省地盘之区区关系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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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取天下”远比“一匡天下”要吃香得多，只要稍稍觉得自己膀子上有点肌肉，居于地方的必然想到要扩充地盘乃至黄袍加身，居于中央的更是把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喊到震天响。比如，段祺瑞当政一心要“武力统一”，吴佩孚以此为罪状加以攻伐，但等到他把位置坐稳，忘不了的还是“武力统一”。下面各省之间的你争我夺，究其实质也都离不开“取天下”三个字，只是说法和口号有异罢了。王永江对此深恶痛绝，他曾致函杨宇霆：“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且适足以腾笑列国。虽据全胜，亦不过取列强于一嗤，不足以称豪于一时，反足以贻害于国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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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反感“中国人与中国人斗”，王永江对从事合纵连横的政客们十分厌恶。张作霖雄踞关外一隅，在“三角反直联盟”中具举足轻重的作用，各方信使和说客因此云集奉天，位极“人臣”的王永江自然是他们要巴结的重点目标，但王永江从不跟他们接触和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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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省署内没有一个秘书。有人好奇，堂堂省长连一个秘书都不配，如果要给各方写应酬信件怎么办，省长一个人忙得过来？知情者笑曰：“王省长与人无交际，无须设此。”事实也是这样，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的某要人过去曾奔走于奉天，他给王永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想与之谈论政要，王永江看后仅仅提笔批了两个字：“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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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既非新派也非旧派，但从反对关内争雄的政治主张出发，他的意见却和旧派有类似之处，即对入关作战持慎重态度，反战派意见的分量因此一下子就被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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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难以决断的时候，问问天意如何，或许是一个选择。“瞎顾问”张震洲奉召来到帅府，为可能即将开始的战争预卜胜负。张作霖一共有两个“瞎顾问”，都是当时奉天最负盛名的瞽目术士，但论操术之精，曾在劫械案前为张作霖算过一卦的包秀峰还不及张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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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洲掐指一算，断定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张作霖闻言大喜，遂决计起兵入关作战。在随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他对部下们说：“我不能看到他们（指直系）各个击破，等打完了再来打我。我宁可现在就叫他们打败，而不是等后来更丢脸地被他们打败！我决心已下，细节你们筹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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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张震洲的卦相为众人壮胆，当张作霖真的下了打的决心之后，与会的很多人在内心里仍然感到忐忑不安。那个时候的吴佩孚号称“常胜将军”，善战之名播于海内外，自在国内军界崛起，几乎从没打过败仗。他和直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神勇表现，更是不仅打没了旧派的自信心，连带一些新派人物也不免留有心理阴影。张学良等人此前直嚷着要抓住机会打它一下，可是“开完会后，我们都相对无声，不知此次是否有去无回”。张作霖回家后，就对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说：“你什么话也别问我，我只是来和你告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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