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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奉再次获得巨大成功后，王永江不仅接替袁金铠成为关外文臣首领，而且张作霖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的程度也超过了袁金铠受宠时期。王永江到帅府见张作霖，事先都会打去电话，张作霖接到电话，必让人把正门打开，然后亲自到门口迎接——帅府正门平时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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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张作霖过生日或有其他庆典，文官武将都会早早立于帅府阶下，张作霖一出正厅，众人便齐齐下拜称贺。王永江的省署就在帅府后面，可他偏偏不露一面，直到称贺的人都走了，才离开省署前往帅府。张作霖知道他的这一习惯，王永江一来，就赶紧让人把帅府的门打开，并且微笑着到阶下迎接。幕主如此礼遇，若是换成别的幕僚，难免要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唯王永江处之泰然，他给张作霖行礼时也不下拜，而仅仅是拱个手，作个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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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奉管仲为偶像，他用管仲治齐的办法来治理东北，同时也希望能如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与“取天下”并不是一个概念，比如管仲和齐桓公的政治理想就不是要做天下的皇帝，他们觉得能立足齐国，做一个维持中原秩序的霸主就够了，此谓“霸道”。王永江感慨：“自唐以后，求霸且不易得矣。今之时局，能行管子之道者，犹可以强国，岂独区区一省地盘之区区关系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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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取天下”远比“一匡天下”要吃香得多，只要稍稍觉得自己膀子上有点肌肉，居于地方的必然想到要扩充地盘乃至黄袍加身，居于中央的更是把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喊到震天响。比如，段祺瑞当政一心要“武力统一”，吴佩孚以此为罪状加以攻伐，但等到他把位置坐稳，忘不了的还是“武力统一”。下面各省之间的你争我夺，究其实质也都离不开“取天下”三个字，只是说法和口号有异罢了。王永江对此深恶痛绝，他曾致函杨宇霆：“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且适足以腾笑列国。虽据全胜，亦不过取列强于一嗤，不足以称豪于一时，反足以贻害于国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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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反感“中国人与中国人斗”，王永江对从事合纵连横的政客们十分厌恶。张作霖雄踞关外一隅，在“三角反直联盟”中具举足轻重的作用，各方信使和说客因此云集奉天，位极“人臣”的王永江自然是他们要巴结的重点目标，但王永江从不跟他们接触和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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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省署内没有一个秘书。有人好奇，堂堂省长连一个秘书都不配，如果要给各方写应酬信件怎么办，省长一个人忙得过来？知情者笑曰：“王省长与人无交际，无须设此。”事实也是这样，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的某要人过去曾奔走于奉天，他给王永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想与之谈论政要，王永江看后仅仅提笔批了两个字：“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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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既非新派也非旧派，但从反对关内争雄的政治主张出发，他的意见却和旧派有类似之处，即对入关作战持慎重态度，反战派意见的分量因此一下子就被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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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难以决断的时候，问问天意如何，或许是一个选择。“瞎顾问”张震洲奉召来到帅府，为可能即将开始的战争预卜胜负。张作霖一共有两个“瞎顾问”，都是当时奉天最负盛名的瞽目术士，但论操术之精，曾在劫械案前为张作霖算过一卦的包秀峰还不及张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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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洲掐指一算，断定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张作霖闻言大喜，遂决计起兵入关作战。在随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他对部下们说：“我不能看到他们（指直系）各个击破，等打完了再来打我。我宁可现在就叫他们打败，而不是等后来更丢脸地被他们打败！我决心已下，细节你们筹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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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张震洲的卦相为众人壮胆，当张作霖真的下了打的决心之后，与会的很多人在内心里仍然感到忐忑不安。那个时候的吴佩孚号称“常胜将军”，善战之名播于海内外，自在国内军界崛起，几乎从没打过败仗。他和直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神勇表现，更是不仅打没了旧派的自信心，连带一些新派人物也不免留有心理阴影。张学良等人此前直嚷着要抓住机会打它一下，可是“开完会后，我们都相对无声，不知此次是否有去无回”。张作霖回家后，就对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说：“你什么话也别问我，我只是来和你告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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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咱们的本钱要输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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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在奉天组织镇威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东三省共有二十五万军队，他们被编成六个军，其中四个军约十五万人直接用于入关作战。张作霖同时任命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会同姜登选等人具体筹划入关作战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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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讨入关作战，首先要解决如何入关。当时由奉天入关不外乎两条路，一是由山海关入关，二是由热河入关。山海关一路较近，而且地势平坦，有现成的京奉铁路可以利用，乃是进关的大道和捷径，不过此处直军的防备也较为严密。相对而言，热河较远，交通运输困难，但直军的兵力空虚。另外，若出兵热河的话，还可以预防吴佩孚以重兵出朝阳，从而威胁锦州，切断锦州以下全军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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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最后采纳了姜登选的方案，即先从热河进兵，等热河方面进至与山海关一线齐平时，再与集结于山海关前的主力一起出击。为了适应这一战略，张作霖派李景林第二军出热河，姜登选第一军、张学良第三军则在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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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用人是张作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此时孙烈臣已病逝，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等旧派人物虽然能力平庸，无所作为，但却能够对张作霖唯命是从，忠诚度也较高，张作霖就让他们领着第四、第五军屯守后防，作为增援部队，不直接参战。对于直接参战的新派人物，张作霖也“一个馒头搭一块糕”，根据将领们不同的性格进行精心搭配。比如，第一军副军长韩麟春个性急躁，喜欢不谋而动，第三军副军长郭松龄则贪功心切，好胜轻敌，张作霖就分别以姜登选、张学良进行制约。姜登选以沉静克制著称，张学良与郭松龄关系密切，就当时来讲也能说服得了郭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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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打响后，从热河出击的第二军进展迅速，很快就占领了朝阳。韩麟春、郭松龄果然都按捺不住，两人一个劲地催促着要求立即向山海关发动攻击。姜、张均坚持既定方针不为所动，张学良说：“要攻必须得老将（奉系内部对张作霖的称呼）许可。”韩、郭始默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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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第二军逼近承德，韩、郭又叫喊着要向山海关进攻。姜、张则认为第二军尚未到达长城一线，侧翼仍存在不安全因素，故还是坚持原方针。直至10月7日，第二军拿下承德，前锋位置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持平，姜、张在确定侧背安全，已无威胁后，他们才下令发起全线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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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与九门口两地之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它把山海关分成了两个战场，一为山海关正面，一为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按照事先制订的作战计划，前者由郭松龄负责，后者由韩麟春率负责，第一、第三军另外成立指挥部，对战场进行统一指挥，两军也因此合称为“一三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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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上，山海关正面比较平坦，九门口一带则山岭连绵不绝，指挥部预计山海关正面战场会先得手，所以在这方面配备的兵力最多，而且全都是久经沙场、富有作战经验的精锐老兵。结果是这一战场倒是战斗最激烈，死伤也最重，可就是攻不破对方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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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属于勇将派将领，作战主要靠硬打硬拼。进攻受挫，他不加以分析研究，仔细想想为什么受挫，反而仍是一味督兵强攻，大有不夺取山海关绝不甘心之势。眼见得第三军参战部队伤亡惨重，用张学良后来的话说，“我有一个团，差不多整个地全完了”，面对此情此景，连坐在指挥部里的张学良都感到吃不消，他对郭松龄说：“老郭，不能再干了，如果再赌气，咱们的本钱要输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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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山海关正面虽然平坦，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险要，但却正好有利于守军消灭射击死角，从而充分发挥其炽盛火力的威力，也就是说此处貌似易攻难守，实质易守难攻。与之相反，九门口一带表面险要，运动困难，实际山岭愈高，死角愈大，也愈容易避开守军的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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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时军用地图稀缺，能找到的可用地图，只有清末各省测量局所测绘的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图，由于它对地形地貌的描写非常简略，所以军事上的使用价值并不大。作战开始时，联军指挥部凭图查看，然而看来看去，对于九门口附近到底有哪些关口，有无道路可通关内，仍然是一头雾水。这时町野的日本顾问一职早已到期，张作霖又改聘他为私人顾问，日本政府派来接替町野的是仪我诚也。仪我住在联军指挥部，他随身携带有日本参谋本部间谍秘密在中国测绘的地图一份，该地图为五万分之一地图，尽管比例尺比中国地图大一些，但十分精细。指挥部借来一看（只能借阅查看，不允许翻印），才发现九门口附近还有多处小路和山口，且有羊肠小径直通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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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如获至宝，当即根据这份地图拟订攻击计划，并由韩麟春部孙旭昌团担任主攻。孙团平时系姜登选亲自掌握的部队，战斗力极强，尤善于山地攻坚。这个团上去后，很快就沿着小路山口，采用分进合击的方式拿下了九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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