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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个“小诸葛”，杨宇霆立即起身，回应陈调元道：“好，让我洗个澡马上就走。”结果他这个澡洗了一个多钟头也没出来。陈调元起了疑心，推开浴室门一看，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原来杨宇霆早已借下水道溜出南京城，从下关渡江到了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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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调元赶紧打电报给浦口和江浦花旗营的苏军，下令对杨宇霆的专车予以拦截。事有凑巧，花旗营驻军的电务员刚换了一名新手，译电报的速度较慢，等他把整个电文译完时，杨宇霆的专车正好驶到。驻军立即进行拦截，专车是拦下来了，但专车前面的一辆押道车已飞驶而去，杨宇霆正在押道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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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在南京殿后的丁喜春比邢士廉还没有脑子。事发前，陈调元以帮办的名义多次宴请丁喜春和其他东北军高级军官，杨宇霆刚刚过江，陈调元又再次宴请丁喜春等人，后面这批人居然还真去了。陈调元趁机对丁师实施包围，一枪不放就把这个师全部解决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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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的地方军队与陈调元一样，也都与孙传芳有过暗中联络。东北军在安徽只有一个旅，对付不了这些皖军，只是因为姜登选的人缘好，所以皖军并没有立即对他采取行动，才使他避免了全军覆灭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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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姜登选安排那唯一的一个旅撤往徐州，单留自己和少数随从人员在蚌埠唱空城计，然后召集蚌埠绅商，对他们说：“你们安徽人反对我们奉军南下，我把奉军全部撤回去了。我没有拿过你们安徽一分钱，也没有杀过一个老百姓，自信是对得起你们安徽的。现在我只等待中央派人来接替，哪一天来了接替的人，那一天我就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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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皖军蠢蠢欲动的消息传来，眼看情势已万分危急，左右再三劝姜登选走，姜登选总是不依，急得众人团团乱转。最后还是张作霖命令张宗昌派来一列装甲车，责成必须将姜登选拉走，大家这才七手八脚地把他硬拉上装甲车。当姜登选一行离开蚌埠城时，听见城内已经枪声大作，众人连呼：“真是好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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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南下后，张作霖派两位直接带兵的大将分别掌管关内军队，即由郭松龄坐镇天津，统领直鲁两省军队而为其保障；韩麟春坐镇徐州，统领苏皖两省军队而为其保障。这样南北呼应的部署从理论上来说是很牢靠的，尤其是郭松龄坐镇天津，对大局更有举足轻重的稳定作用。问题是东北军的交通线拉得太长，加上事前毫无准备，临时措手不及，所以一下子就被孙传芳部及其苏军、皖军节节截断。没有交通线作为依托，东北军要打也无从打起，所有部队都不得不仓皇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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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半年多一点的光景，奉系就又丢掉了苏皖两省，真是得来容易失去也不难，其命运不见得比前面的卢永祥、何丰林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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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宇霆逃出南京时，南京宪兵司令杨毓珣刚由上海回来，见情形混乱，他不敢渡江，只好一个人落荒而逃，途中又骑了农民的一匹驴以为坐骑。天快亮时，他进入一座古庙休息，还谎称自己是迷路的老百姓。庙中和尚乐了，说：“你不必瞒我，昨天也来了一位你们同样的人物，请你看看也许认识。”说罢就带着杨毓珣前往相认，杨毓珣过去一瞧，原来是邢士廉师的一位旅长，名叫刘翼飞。刘翼飞身着僧衣，早已化装为僧。于是杨毓珣也如法炮制，扮成了僧人模样。此事后来在东北传为笑谈，谓之：“杨琪山（杨毓珣字琪山）劫毛驴，刘翼飞当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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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刘翼飞也是整个苏皖地区，唯一曾对孙传芳组织过抵抗的东北军将领。当他到奉天见张作霖时，张作霖对他说：“你回来了，好极啦！听说你化装当和尚啦。他妈的，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都是爹妈少给了一个胆，一枪没放，全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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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突然递出的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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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宣布讨奉后，吴佩孚随即呼应，但冯玉祥方面却未有任何动静。负责中间进行联络的人问冯玉祥：“孙军已动，而你们不即时响应，这不是失信吗？”冯玉祥解释道：“我虽一时不动，但可牵制住奉军二十万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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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确如此，冯玉祥虽然表面仍在假装呼吁和平，实际早已派他的国民军增兵豫东、豫北，以蹑东北军之后。这对于向来就对冯玉祥有所警惕的东北军来说，乃是一个不小的威胁，两军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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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宇霆、姜登选的提醒下，张作霖很快也意识到了冯玉祥是在配合孙传芳，对自己的部队进行牵制，于是在1925年11月上旬，下令东北军向驻于北京的国民军进逼。看到张作霖气势汹汹，大举问罪之师，冯玉祥赶紧将国民军主力撤守南口，仅以少量部队象征性地留守北京及其近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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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孙传芳的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部向北溃退。同一天，许兰洲、郭仙桥奉张作霖之命，来到包头与冯玉祥进行谈判。二人质问冯玉祥是否真心与奉系合作，并且要他马上表明态度：“若要取信于人，一条是共同出兵去打孙传芳，一条是帮着奉军去打湖北（湖北系吴佩孚的势力范围），否则奉方无法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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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已将部队撤到南口，自认为有备无患，时机一到，随时可以拉开架势一搏，因此根本不买张作霖的账：“要问我的态度，一个是和平，一个是中立，我与直军有不并立的事实，不需要再有什么表示。”他反问许、郭：“现在你们以武力来逼我表示态度，表示一下就可靠吗？我冯玉祥有个牛脾气，就是不受逼迫，如果真心来合作，我们就合作，否则就随尊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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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许、郭的报告，张作霖断定冯玉祥已与直系结成一党，但冯如此强硬，显见得也并不怕与东北军作战。在与徐树铮商议后，张作霖一面部署张宗昌、姜登选防御孙传芳军继续北上，一面通过许、郭向冯玉祥示好，说：“如果国民军愿与奉方合作，我们即愿让出‘保、大’防地（指京汉线上的保定、大名），不仅如此，还可以接济国民军一批武器，其中包括飞机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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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作霖突然递出的糖包，冯玉祥虽也料定其中有诈，但他也并不想马上与东北军兵戎相见，所以便就坡下驴，故意装出转怒为喜的样子，同意与许、郭就此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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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谈判，双方勉强达成了合作对直的九条办法。之后许、郭离开包头，张作霖则派张学良到天津，继续和冯方代表进行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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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张学良抵达天津。一到天津，他就召集李景林、郭松龄等人开会，会上传达了张作霖下达的一封密令，要求李景林、郭松龄对国民军发起进攻。原来张作霖让出防地是假，用以麻痹国民军，从而达成突袭效果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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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意料不及的是，李景林、郭松龄在会上都“反对动武，力主和平”，郭松龄还从军事角度，当众诘问张学良在军饷、军械、兵力三项上有无十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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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以前的“三八旅”还是后来的“二六旅”“一三联军”，虽然张学良都从中名利双收，但他在练兵打仗上其实并没有花多少力气和心思。举凡部队的训练教育、统率指挥、官佐将校人事上的调动，都是由郭松龄一手掌握，张学良统统采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态度，很少过问，这也同时令他在细节方面相当生疏，一旦被问到具体的东西，就只能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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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和反战外，张学良察觉到会场上“反老帅（指张作霖）之气氛已很浓”。李、郭都认为张作霖赏罚不公，是非不明，证据就是杨宇霆“无功而霸江苏”，此后又在江苏丧师失地，为什么回到奉天还能照做总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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