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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有仇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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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在率部开赴新民之前，将魏益三部留在了山海关。郭部主力兵败巨流河后，魏益三拒绝张学良的招抚，正式加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1926年1月，张作霖一方面派兵讨伐魏益三，另一方面对山东境内的直鲁联军进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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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一段时间内对关内完全无暇顾及。等到张郭战争结束，冯玉祥的国民军已进占京津，截断京奉、津浦两路，李景林被迫率直军退往山东境内。与此同时，直系方面的靳云鹗部又由河南进入山东，将津浦路兖济段切断，与张宗昌的鲁军在曲阜、兖州之间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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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有冯玉祥，南有直系，令张作霖倍感压力，尤其靳军在山东的作战也颇为得手，倘若这两派真正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东北军，那就太危险了，于是他决定派张景惠专程前往武汉，与吴佩孚联系，希望双方能合力讨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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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是有着书生般一根筋脾气的人，最恨朝三暮四、随风转舵之徒，他曾经对部下说：“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甲，我姓吴的生平不干这种事。”喜欢“干这种事”的是他曾经的部属冯玉祥，吴佩孚也因此对冯玉祥十分痛恨，即便佯装与孙传芳联合讨奉，其实还是想借机给冯玉祥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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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讨奉，让吴佩孚见识到了另一个奉系的“冯玉祥”。早在张郭战争期间，他就打电报给张作霖，大意是说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倒戈，想必你也很痛心，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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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段插曲，张吴联手便得以水到渠成。张景惠到武汉后，迅速与吴佩孚签订了合作讨冯的协议。因为张吴合作，靳云鹗遂与张宗昌战前议和，并反过来协助直鲁联军，沿京汉线向河南的国民军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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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说，他也曾奉命先后拉拢孙传芳、吴佩孚，而且第一个找的就是孙传芳。只不过孙传芳神情高傲，对与奉系结盟表示不屑，当着町野的面，他声称：“我绝不跟张作霖这种坏蛋合作，也不必借用潦倒者吴佩孚的军队。在不久的将来，我就将统一天下，请你放心。”町野碰了一鼻子灰，扔下一句“竖子不足谈”，便放弃了对孙传芳的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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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孙传芳不肯和奉系合作，但对于张作霖而言，有一个吴佩孚愿意和他站一块也就够了。在东北军、直军、直鲁联军的三路攻击下，国民军很快就陷入了困境，战局发生重大转折。冯玉祥以让出热河为条件，希望与张作霖达成妥协，但张作霖根本不想接这个茬。不仅如此，在侦知郭松龄之变实际亦为冯玉祥所鼓动后，他还打破原先对王永江等人许下的承诺，准备大举进兵关内以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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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坛很多风云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吴佩孚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对一切背叛行为都无比憎恶，张作霖则是有仇必报，打败了一定要报复，等到打胜了再让人。这跟他打牌的风格非常相像，同样是喜欢赢不喜欢输，输了很不高兴，但赢了再还给你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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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第二次直奉战后，张宗昌原本并没有分到地盘，他无事可做，就天天陪张作霖打牌，结果每天都大输。当时张宗昌也没什么钱，输了便叫部下替他还钱。他的参谋四处张罗，到处借贷，最后已经输到了数百万，张宗昌只好如实告诉张作霖：“我没钱了，部下的饷也发不出去。”张作霖一听，就设法让张宗昌当了山东督办，山东相对来说是个富裕的省份，也等于张作霖是把更多的钱还给了张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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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郭战争中，张作霖被看似不沾边的冯玉祥狠狠阴了一道，可以说是输惨了，那他就必须报复，为此可以不计代价，不论得失。袁金铠曾说：“张雨帅向来遇事一直向前钻，顾头不顾屁股，加上杨宇霆从后面向前紧拨，将来不撞在墙上不休。”张作霖确实就是这样的人，上了马绝不肯再下来，除非对手已经自动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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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钱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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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欲再次举兵入关的想法，引起了以王永江为首的“文治派”的极大不安。奉天本为天府之国，在王永江的悉心治理下，吏治财政也都拥有了一定的基础，若能循序渐进，保境安民，实足为乱世中的桃源之地。王永江也常劝张作霖“修文偃武，保境安民，刷新政治，自强不息”，张作霖嘴上答应，实际却总忘不了中原逐鹿，硬是要以关内一隅之地与天下争衡，结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自食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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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张作霖纳杨宇霆之言，实行“整军经武”。无论是扩建兵工厂、购买飞机，还是扩充军队，都需要巨额投入，钱从哪里来？只能从奉票中来，实际就是靠官银号不断地加印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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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外发行的纸币是可兑换的，通常要有三分之一的现金或相当于三分之一现金的实物作为储备，否则纸币就不能稳定。因为奉票不可在省内兑换，所以东北官银号发行纸币时虽然也要有一定物质基础作为条件，但其数额可以远低于三分之一，即以同样数额的现金或实物作为储备，可以发行更多的纸币。问题是即便这样，纸币发行也不是不受限制，一旦达到滥发的程度，必然导致币值跌落，物价飞涨，金融混乱，民生日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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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自督奉以来，军费向来不受预算限制，而且他和杨宇霆均志在事功，对花钱毫无概念。各方政客和势力来东北要钱，张作霖总是以“个人机密杂费”的名目大笔一挥，予以批准。王永江对此颇有微词，说：“总字（指张作霖）脑筋最简单，又最杂乱，故易上当，而不承认。”杨宇霆作为兵工厂督办和“整军经武”的主要发起人，自然更是花钱的祖宗。每当王永江稍加整顿，使金融稍有起色时，就会发现杨宇霆又在买机械购军火，扩充兵工厂了，于是奉票也跟着旋起旋落，始终无法稳定。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王永江这样诉说自己的苦衷：好像在防洪水，筑起了一丈的堤，杨宇霆马上就会将之去掉一尺，于是“全堤俱溃，筑之力不如决之力大而且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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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固然是财经高手，可是碰上这么多败家的，也徒呼奈何。他曾反复向张作霖谏言：“奉省应速改方针，发展民治，缩小军备，导中国裁兵统一先声，固中国长治久安之策。”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打响前，又力劝张作霖，说战事一旦结束，“我们什么也不要”，更不可留恋北京，因为“北京是一根无肉的骨头，谁夺到手也无肉可食，不如开发东北，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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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当时对此建议表示欣然接受，然而仗一打赢，便忘乎所以，仍像以往一样“棋胜不顾家”“知进而不知退”。在他的授意下，东北军不但没有退回关外，反而乘胜南下，大肆扩充地盘。王永江对此痛心疾首，愤而批评张作霖“无信义，终不能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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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听王永江的话，见好就收，张作霖偷鸡不着蚀把米，把关内地盘几乎丢尽不算，还直接导致郭松龄发起了反奉战争。张郭战争对东北经济和财政可谓雪上加霜，奉票原来十八元尚可换现银一元，这时发展到六十元才能换到现银一元，很多普通人家因此被逼得倾家荡产。王永江算一算，一年来，奉天的军费、兵工厂经费、经常性军事开支、张作霖的“个人机密杂费”总计已达五千一百万，而奉天全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才两千三百万，尚不及总支出的半数。他断定，“奉天省将无法实施民政，财政破产乃为必然之势”，以及“郭叛以后，非数年休养生息，难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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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唯一的弥补之策，王永江要求张作霖从速放弃偏重武力的思想，不再染指关内，同时“裁节军用”，将兵工厂缩小十分之四，军队减少到三个乃至四个师，张作霖的“个人私密杂费”也必须废止。后者因遭到军队武将们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对于前者，张作霖开始有所应承，在通电中声明要“修明内政，不勤远略，与民休息”，但是话犹在耳，东北军就又敲响了大举入关的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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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自己费尽多年心血才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最终都将一股脑儿毁损于战火，王永江心力交瘁，导致左眼失明。1926年2月，他请假回金州原籍探亲，便在故里给张作霖写了一封辞职信。张作霖自然要再三挽留，王永江就说我复职可以，但必须同意“裁节军用”的改革建议，这让已经骑虎难下的张作霖犯了难，只得准其辞职，另选他人为奉天省财政厅长兼代理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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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江辞职，在东三省政界尤其是“文治派”中引起了地震般的连锁效应，吉林省长王树翰、黑龙江省长于驷兴均自动引退。这对张作霖打击不小，曾对人说：“郭松龄以枪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笔杆子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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