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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张宗昌不招自来，来了见到张作霖就跪下磕头：“大元帅怎么处罚，我都领！”张作霖说：“算了，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仗不能总胜。败了嘛，只要把军队整顿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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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一向如此，你犯了错，哪怕他已经放话说要枪毙了，只要你跪下来头一磕，承认自己错了，然后再说一句：“我是赤心为老将的。”他的心也就软了，说声“去吧，以后好好干”，挥挥手便会将你放了。曾几何时，汤玉麟背叛过他，张景惠辜负过他，事过境迁，张作霖不但予以原谅，还当好朋友如故。人们后来都说，正是因为老张“待人极好”，所以他才能够统治东北十多年，历经风雨而不倒，甚至于在他死后，部下们也才会爱屋及乌，拥戴小张继承父业，并让小张成为东北人公认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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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待部下宽厚外，张作霖宽恕张宗昌还有另一层考虑。当时社会动荡，兵荒马乱，如果因为一时感情用事把张宗昌杀了，损失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将不说，张宗昌尚存的几万军队也就溃散掉了，这些军队打仗固然已经不行，但扰乱地方还有余，而张作霖已无多余精力加以兼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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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战事顺利之时，张学良的心情还是不错的。由于主要负责财政和人事，所以即便战事紧张，他仍能跑出去游玩，在逛赵国故城邯郸宫（或称赵王城）时，还兴之所至地写了一首咏古诗，诗中道“当年天下归心日，都在邯郸古赵宫”，似乎又找到了打仗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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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落败，令西路大受震动。张学良急忙赶回北京与张作霖见面，除了简单汇报前线战况外，就是要求撤兵。张作霖一听大发雷霆：“我当了快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中国还没有统一，你就想撤兵不打了，你小子是要拆我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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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父子便辩论开了。原先张学良认为“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但北伐军的迅速强大，让他感受到了“主义”的威力。他对张作霖说：“北伐军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统一中国，咱们东北军什么主义都没有，统一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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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可没有这么与时俱进，他大吼道：“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叫三民主义、孙大炮把你小子的胆吓破了。什么三民主义，我是四民主义，我还有大炮呢，他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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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张作霖仿佛又回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那段美好时光，“东北军人强马壮，兵多、飞机多、大炮多、大豆多，年出超三亿多美元（主要指大豆、小麦等农产品的出口），占了八九个省的地盘，有十几个骑兵师”，那个时候他老张怕过谁？就算是张郭战争以后，还不是曾把冯玉祥赶到陕西，并且大败过阎锡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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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我什么也不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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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副官站在门厅里，隔着窗户静听父子俩争吵，激辩中，张作霖的嗓门特别大，而且越来越大：“我们兵工厂库房有二三十万条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还有山炮、重炮、加农炮，北伐军天上没有飞机下蛋，地下没有四条腿的骑兵，我怎么就不能统一中国？你小六子带领几十万大军不打仗，跑到我面前要撤兵。我一辈子没打过败仗，我不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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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也早就准备了一盆浇头的冰水：“儿子哪有欺骗爸爸的，咱们东北军统一不了中国是真话！咱们只有几十万军队，现在过了黄河，再打就过了长江了。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后边没有预备队和援军。冯玉祥、阎锡山要是抄了咱们的退路，再想撤也撤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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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不忘提醒张作霖：“中国打内战，日本最高兴，日本对各方都支持，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意思是在冯阎抄东北军退路的同时，日本也可能会乘东北军主力入关，关外空虚之机，趁机抢占东三省，从而令东北军有家难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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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没有被吓住，在他看来，冯、阎是手下败将，日本人也没什么可怕的：“我就是不怕日本鬼子！”他估计南满路的关东军顶多也只有一万三千多人，一旦想打这群“日本鬼子”，只要先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南满路的铁轨都扒了，“拉走埋在地下”。然后再出动三十万东北军，重兵占领旅、大，“一万多日本鬼子不就交待了？咱怕日本鬼子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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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费尽半天唇舌，张作霖仍不为所动。见谈话没有结果，天色已经不早，张学良只得先退出居仁堂回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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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傍晚，张学良再次前来劝说父亲撤兵。张作霖有一股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你越说他怎么不行，他可能越要坚持，知父莫如子，所以这次张学良没有跟他辩论能不能统一中国的问题，而是改换策略，用了另一种说法：“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不都是中国人嘛，都是中国人，地盘也是中国的，谁占的多点儿，谁占的少点儿，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占，不还是中国人占中国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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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学良的这些话，张作霖倒是挺能听得进去，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等北洋政要一样，对于内争外斗之间的区别，他分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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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告诉张作霖，如果他执意不肯撤兵，极可能与他的愿望和初衷相反：“咱东北要是丢了，就不是中国人占了，而是日本人占了，那就成了千古罪人，咱就要当亡国奴了！东北要是丢了，咱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现在，东北军都在关内，东北唱空城计了，不撤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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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听了大为动容。事到如今，他又岂能真的看不清局势，不过是不愿意承认现实罢了，更何况，他虽然不怕与日本人干仗，但那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乃最后才能采取的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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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咱们撤！东北的高粱米子儿我还没吃够呢，北京的大米饭我可吃够了。现在就是请我在北京当大总统我也不当了，我什么也不当了，我回东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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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张作霖下决心息兵罢战，退出关外的时候，1928年4月19日，田中内阁突然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下令出兵山东，日军随即侵入济南。蒋介石急于北伐，既对日军的武装行动缺乏警觉，又随时准备与日军讲和，致使北伐军在冲突中极为被动，从而酿成了“济南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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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往深里说，其实就是为了落实东方会议的既定方针，即阻止蒋军北上，并尽可能将国民党的势力范围限制在南方。这对张作霖维持其北京政权当然是有帮助的，看到北伐军因受日军阻挠而暂时停止不前，张作霖也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派人到南京游说，希望双方停战言和，同时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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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南京政府主要由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三位大员当家，蔡元培不常来政府办公，谭延闿、李烈钧都主张接纳张作霖讲和，这样就形成了一份名为“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案”，谭延闿、李烈钧以及军方在宁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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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份提案是有可能通过的，但是在即将开会讨论前，有新闻记者把消息提前泄露给了蔡元培。蔡元培得知谭、李在他缺席的情况，就想趁机通过提案，不由大为光火，当即跑去问谭、李：“是谁主张准许张作霖参政的？我们革命政府，难道从此不革命了吗？”蔡元培为人耿直，有威信，谭、李都有几分怕他，于是提案只能宣告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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