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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费尽半天唇舌，张作霖仍不为所动。见谈话没有结果，天色已经不早，张学良只得先退出居仁堂回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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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傍晚，张学良再次前来劝说父亲撤兵。张作霖有一股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你越说他怎么不行，他可能越要坚持，知父莫如子，所以这次张学良没有跟他辩论能不能统一中国的问题，而是改换策略，用了另一种说法：“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不都是中国人嘛，都是中国人，地盘也是中国的，谁占的多点儿，谁占的少点儿，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占，不还是中国人占中国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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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学良的这些话，张作霖倒是挺能听得进去，和吴佩孚、曹锟、段祺瑞等北洋政要一样，对于内争外斗之间的区别，他分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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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告诉张作霖，如果他执意不肯撤兵，极可能与他的愿望和初衷相反：“咱东北要是丢了，就不是中国人占了，而是日本人占了，那就成了千古罪人，咱就要当亡国奴了！东北要是丢了，咱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现在，东北军都在关内，东北唱空城计了，不撤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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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听了大为动容。事到如今，他又岂能真的看不清局势，不过是不愿意承认现实罢了，更何况，他虽然不怕与日本人干仗，但那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乃最后才能采取的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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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咱们撤！东北的高粱米子儿我还没吃够呢，北京的大米饭我可吃够了。现在就是请我在北京当大总统我也不当了，我什么也不当了，我回东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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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张作霖下决心息兵罢战，退出关外的时候，1928年4月19日，田中内阁突然以“就地保护侨民”为由，下令出兵山东，日军随即侵入济南。蒋介石急于北伐，既对日军的武装行动缺乏警觉，又随时准备与日军讲和，致使北伐军在冲突中极为被动，从而酿成了“济南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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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往深里说，其实就是为了落实东方会议的既定方针，即阻止蒋军北上，并尽可能将国民党的势力范围限制在南方。这对张作霖维持其北京政权当然是有帮助的，看到北伐军因受日军阻挠而暂时停止不前，张作霖也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派人到南京游说，希望双方停战言和，同时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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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南京政府主要由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三位大员当家，蔡元培不常来政府办公，谭延闿、李烈钧都主张接纳张作霖讲和，这样就形成了一份名为“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案”，谭延闿、李烈钧以及军方在宁代表都在上面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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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份提案是有可能通过的，但是在即将开会讨论前，有新闻记者把消息提前泄露给了蔡元培。蔡元培得知谭、李在他缺席的情况，就想趁机通过提案，不由大为光火，当即跑去问谭、李：“是谁主张准许张作霖参政的？我们革命政府，难道从此不革命了吗？”蔡元培为人耿直，有威信，谭、李都有几分怕他，于是提案只能宣告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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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谭、李、蔡都不过是毫无实权的政客，真正能够做主的还是前线的几位军方大佬。在蒋介石、冯玉祥联合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蒋介石同意放弃北进，与张作霖划江而治，但遭到冯玉祥的坚决反对，最后会议决定绕开济南城，继续向北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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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大传：一个乱世枭雄的崛起与殒落 魔鬼总是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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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一贯标榜反帝，但遇到了日军也就只能绕着走，而且他们显然把“革命”摆到了“一致对外”的前面。倒是张作霖和他的奉系还知道孰轻孰重，当日本人对张作霖、张宗昌说“让我们替你打”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摇头加以拒绝，不愿利用外力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或维持自己的地位。1928年5月9日，张作霖发出息兵“佳电”，宣布主动退出京津，向南京政府和平移交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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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冯、阎或日军抄其后路，部分东北军开始提前向关外撤退，按照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说法，这些东北军正“像雪崩一样向山海关蜂拥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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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一旦撤往关外，必须在他们通过山海关时予以缴械，这是东方会议“外科方法”所规定的内容。此时关东军司令官已由武藤信义换为村冈长太郎，村冈与武藤在东北的立场和看法上完全相似，他一面向军部要求增调部队，一面立即下达命令，由朝鲜编成一个准备维持治安的混成旅团，准备先行开往锦州和山海关，以解除东北军的武装。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也计划采取战时体制，在数日内移至奉天，到时村冈本人将亲自到奉天进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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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和山海关是属于南满线附属地以外的地区，混成旅团即便已经编成，若无政府命令也不能出动。这时在日本政府和军方内部，外务次官森恪、时任陆相的白川义则都极力劝说首相尽快下定出兵的决心，不过田中“总是有点踌躇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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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政府命令迟迟不予下达，东北军却有“陆续进来的迹象”，直把强硬派们急得两眼冒火。打听到田中正在寺中静养，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陆军省军务局长阿部信行便联袂赶到寺中，一起建议田中“规劝张作霖下野”，但都遭到了田中的拒绝，田中的原话是：“张作霖的事由我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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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田中这么保张作霖，是因为两人过去有交集，田中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曾经救过张作霖的命，“从田中首相来看，张作霖仍是个不能随便予以责备的小孩子，与此同时，张作霖对田中也具有与众不同的信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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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都是没影的事。日俄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隔了这么多年，田中和张作霖也没打过多少交道，何来“亲密感”“信赖感”？退一步说，就算张作霖念及旧情，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能“亲密”得过町野、江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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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为什么会踟蹰不前，河本的分析是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如果日军出兵东北，将会在美国舆论中引起反弹。另外田中身边的谋士佐藤安之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等人都主张继续维持张作霖政权，田中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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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河本的分析靠谱了一点，但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他们都不了解田中还有一个策应“内科方法”的秘密行动——“山本条太郎—张作霖协约”的商定，让田中把满蒙政策的实行都寄托于张作霖，这个时候让他下野，岂不是干了件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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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协约没有正式签订，就还只是草案。田中也害怕夜长梦多，他指示山本赶快把“满蒙五路”的正式合同给签下来。江藤奉命访问张作霖，提出此议。当着江藤的面，张作霖表示同意正式签署合同，并说这件事可找交通部门具体谈。江藤一走，他就找来交通次长、代理交通部务的常荫槐，告以此事，叮嘱常荫槐与日本人进行周旋，但不能听日本人的。常荫槐当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发誓就算牺牲次长的职位，也绝不答应日方的任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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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当南满铁路的代表们找常荫槐签合同时，他就采取“回避政策”，与对方打起了游击战：当日本人得知常在天津而去天津时，他突然到了北京；当日本人到北京找他时，他又悄悄地溜到了天津，总之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哪也找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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