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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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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卿、汉卿，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达官显贵子弟，生活放荡的，也是成队成群了。若论吃喝玩乐的纪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岳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分，而汉卿你却一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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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公子哥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慢说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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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荻，我们历史学家也替你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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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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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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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细阅本书便知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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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的崛起，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踞一方，足为西欧各国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证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本书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读者可细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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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和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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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3000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敌，南北夹攻，终使他独立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敌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做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敌，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28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炉火纯青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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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欲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性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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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之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结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词；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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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1000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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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事变之发动是基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己甚。张学良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学家所不容否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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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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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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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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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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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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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怎么个看法，这桩严重的“事变”和它的多姿多彩的策动者，在我们向以史学炫世的中国，不能没有一部公正翔实的传记。今日坊间有关张、杨之作和老帅少帅片段的传记，也并不少见；可是由一个职业史学工作者，穷根究底地来钻他个牛角尖，写篇水落石出的博士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傅虹霖博士以她10年之功，写出了这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似乎还是这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张学良的第一本全传。虽然她所写的还只是限于张氏“政治生涯”这一面，至于其他多姿多彩的众多方面还有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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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于汉译本完篇之后，不弃浅薄，曾一再要我为她这本中文版写篇序文，她的厚意不是因为我对少帅张学良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反的，正是因为我所知道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却多半得自本书——我是这本传记英文原稿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从导言到结论不但逐字逐句地细读，有时还签注意见，参酌大纲，详订细节。何以如此呢？因为本书英文原稿，原是作者在美国纽约的纽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在她撰写期间，不才适受聘为该校史学系博士班的客座导师。她适是我这位不学导师的博士研究生。这就使我对她这部大作的英文原稿非逐字逐句地细细阅读和慢慢推敲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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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名牌大学中有关“博士论文”的撰写是十分严肃的，简言之，那就是胡适所说的“拿绣花针的功夫”。一幅百尺锦绣，是用小小的绣花针，一丝不苟、一针针地绣出的。不但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夸夸其谈、望文生义等新闻报道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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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方法学上”的选择也是极其严格的。我国写旧式传记的程式，也被“社会科学处理”的方法所代替，立言持论都要以社会科学各部门的法则为依归，不可信口开河。这样一来，不但难为了学生，也难为了导师。前者的训练便是后者的责任。这种训练，在中国旧戏剧界里叫做“坐科”。经过这种严格的坐科训练的演员，便叫做“科班出身”，否则便是“票友”。但这不是说票友一定不如科班，可是坐科毕竟是一种对“基本功”的训练，他的底子就非“玩票者”所可比。本书作者傅虹霖女士便是史学界有才华而又有科班训练的专才。笔者不学，竟曾一度做过这样有成就的高材生的论文导师，但我对这样不平凡的博士研究生却殊感内疚，因为我虽忝居教席，我对有关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的知识，大体依赖着傅女士的研究。如果说她是青出于蓝，那简直是我自抬身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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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种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她这位杰出的研究生也是我所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唯一的例外。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任教十余年，老实说，那时在我辅导之下的研究生都可以说获益匪浅。理由是那时我兼掌哥大中文图书馆，并且教授一门《中国目录学》，坐拥书城，24小时浸在其中，所以任何艰涩题目和稀奇史料，都可一索即得，迎刃而解。因此诸生问学，往往半日之谈，便可省却他们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功。这不是夸大，实在是汉家典籍浩如烟海，若无师承，则异族学生摸索终生，有时还是足未入户。今日有些所谓汉学家，难免还是如此。可是我对本书的作者就感到十分歉疚了——我对她没有尽到一位论文导师所应尽的责任。我反而是在批阅她的论文时向她学习。原因是当她开始撰写时，我正自哥大转业在纽约市立大学，而且转过来担任的且是一项综合多种学科的行政工作。我把哥大中文图书馆的钥匙交还原主之后，对图书资料的掌握便没有以前随时出入那样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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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攻读的是私立纽约大学，我转业任教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两校皆无汉籍收藏。研究汉学师生都倚靠哥大的中文图书馆。我既离哥大，则各校研究生来寻求“指导”者，我都以资料检阅不便而谢却。在这种情况之下，傅君做了我的研究生也就变成了例外。因为她和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和我夫妇早有通家之好，平时论学衡文都如兄若弟，大家治学亦各有高低。如今老友夫人为进修学位，选师适及下走，我虽自知不学，于情于理均不得不勉力承乏。今喜见大著问世，我附骥为文，真不胜其惭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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