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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欲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性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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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之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结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词；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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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1000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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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事变之发动是基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己甚。张学良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学家所不容否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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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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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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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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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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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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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怎么个看法，这桩严重的“事变”和它的多姿多彩的策动者，在我们向以史学炫世的中国，不能没有一部公正翔实的传记。今日坊间有关张、杨之作和老帅少帅片段的传记，也并不少见；可是由一个职业史学工作者，穷根究底地来钻他个牛角尖，写篇水落石出的博士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傅虹霖博士以她10年之功，写出了这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似乎还是这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张学良的第一本全传。虽然她所写的还只是限于张氏“政治生涯”这一面，至于其他多姿多彩的众多方面还有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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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于汉译本完篇之后，不弃浅薄，曾一再要我为她这本中文版写篇序文，她的厚意不是因为我对少帅张学良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反的，正是因为我所知道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却多半得自本书——我是这本传记英文原稿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从导言到结论不但逐字逐句地细读，有时还签注意见，参酌大纲，详订细节。何以如此呢？因为本书英文原稿，原是作者在美国纽约的纽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在她撰写期间，不才适受聘为该校史学系博士班的客座导师。她适是我这位不学导师的博士研究生。这就使我对她这部大作的英文原稿非逐字逐句地细细阅读和慢慢推敲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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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名牌大学中有关“博士论文”的撰写是十分严肃的，简言之，那就是胡适所说的“拿绣花针的功夫”。一幅百尺锦绣，是用小小的绣花针，一丝不苟、一针针地绣出的。不但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夸夸其谈、望文生义等新闻报道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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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方法学上”的选择也是极其严格的。我国写旧式传记的程式，也被“社会科学处理”的方法所代替，立言持论都要以社会科学各部门的法则为依归，不可信口开河。这样一来，不但难为了学生，也难为了导师。前者的训练便是后者的责任。这种训练，在中国旧戏剧界里叫做“坐科”。经过这种严格的坐科训练的演员，便叫做“科班出身”，否则便是“票友”。但这不是说票友一定不如科班，可是坐科毕竟是一种对“基本功”的训练，他的底子就非“玩票者”所可比。本书作者傅虹霖女士便是史学界有才华而又有科班训练的专才。笔者不学，竟曾一度做过这样有成就的高材生的论文导师，但我对这样不平凡的博士研究生却殊感内疚，因为我虽忝居教席，我对有关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的知识，大体依赖着傅女士的研究。如果说她是青出于蓝，那简直是我自抬身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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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种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她这位杰出的研究生也是我所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唯一的例外。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任教十余年，老实说，那时在我辅导之下的研究生都可以说获益匪浅。理由是那时我兼掌哥大中文图书馆，并且教授一门《中国目录学》，坐拥书城，24小时浸在其中，所以任何艰涩题目和稀奇史料，都可一索即得，迎刃而解。因此诸生问学，往往半日之谈，便可省却他们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功。这不是夸大，实在是汉家典籍浩如烟海，若无师承，则异族学生摸索终生，有时还是足未入户。今日有些所谓汉学家，难免还是如此。可是我对本书的作者就感到十分歉疚了——我对她没有尽到一位论文导师所应尽的责任。我反而是在批阅她的论文时向她学习。原因是当她开始撰写时，我正自哥大转业在纽约市立大学，而且转过来担任的且是一项综合多种学科的行政工作。我把哥大中文图书馆的钥匙交还原主之后，对图书资料的掌握便没有以前随时出入那样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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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攻读的是私立纽约大学，我转业任教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两校皆无汉籍收藏。研究汉学师生都倚靠哥大的中文图书馆。我既离哥大，则各校研究生来寻求“指导”者，我都以资料检阅不便而谢却。在这种情况之下，傅君做了我的研究生也就变成了例外。因为她和她的丈夫祖炳民博士和我夫妇早有通家之好，平时论学衡文都如兄若弟，大家治学亦各有高低。如今老友夫人为进修学位，选师适及下走，我虽自知不学，于情于理均不得不勉力承乏。今喜见大著问世，我附骥为文，真不胜其惭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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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虹霖博士是东北的媳妇。她丈夫祖炳民博士原是吉林人士，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精通日文，曾主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亚洲研究院有年，知名汉学家。属东北世族，与原东北军将领和老少帅本家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本书由祖夫人来写真是得心应手，再加上他二人的才华和博士学位的科班训练，我想这部杰作也是够传世了吧。我是精读过她的英文原著的，持论公允，文笔流畅，颇得我心。中文译作虽尚未寓目，锦上添花自可预卜。不过博士论文毕竟是篇学术著作，自与通俗读物各异其趣，我想有心读者自能得其三昧；然书非自译，偶难达意，也是意料中事。原文撰述本以西文读者为对象。译汉以后，以中国文、谈中国事、让中国读者读之，自更有份亲切之感。如今发行在即，谨遵作者之嘱，匆草芜篇为序，尚乞海内贤明不吝教之，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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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23日清晨于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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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170579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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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吴天威序 不可多得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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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著叙述张将军政治生涯自其弱冠领导方面军之始，至辗转去台湾息影幽居，无不尽其详。不仅治史谨严，而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品，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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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的研究颇有进展，尤其是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时，海内外各地纷纷举行纪念讨论会。与此同时，海峡两岸亦做有限度的开禁档案，提供给学者研究，遂有大量原始资料发表；目睹或亲自参与“事变”而尚健在之人士多肯撰写专著或宏文记述其事。新资料及新著述之问世，足使过去所作“事变”史实报道之错误得以纠正和我们对“事变”之观念有所改变。因此，对“西安事变”之研究不仅有所突破，亦开辟了新的方向，这是值得我们鼓舞和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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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档案文件当然是宝贵的原始资料，迟早会公诸于世，仅就此类资料仍无法获得诸如“西安事变”之重要事件之全貌。幸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总揽地方军政大权有年，旧属尚健在者犹多，他们因爱护张、杨两将军和对祖国的忠诚，并愿为历史作见证，再者时过境迁，个人恩怨已不复存在，故能道出官方文件及其他原始资料未能记载或遗漏的史实，亦可畅抒己见，提供对“事变”有见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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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起：张学良、赵一荻、吴俊升女儿。后排右起：吴天威、郭冠英夫妇、王冀、张捷迁、张闾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