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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于1873年2月12日出生于海城县，这是奉天省下辖的一个地区。他是家中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孩子，[24]据说他的大哥早年夭亡，二哥落草为寇，后被处死。和绝大多数东北地区的汉人一样，张家也是从山东省迁居关外的。因家境贫寒，张作霖的童年并未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他直到13岁才入村中私塾就读。由于父亲身亡，他14岁不得不放弃学业，因而只上过一年学。[25]张作霖发迹后，当他谈论起自己所受的教育时，总是幽默地告诉那些外国好奇者们：“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这里指他在东北山野林莽中的军事生涯，也就是土匪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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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是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在朝鲜开始其军事生涯的。像中国历史上许多军阀和军事首领一样，张作霖未满20岁便离家出走，加入了清政府的军队。[26]为其家乡本土的艰辛和饥饿所迫，他早年加入了一支地方组织——义军，在朝鲜与日本人交战。由于他的勇敢与机智，张作霖由一名普通的士卒擢升为“哨长”，一个相当于班长的小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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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组织才能和过人的精明和心机，张作霖网罗亲信，结党营私，逐渐发展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坚固的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虽小，但啸聚山林，忽合忽散，战斗力很强。正是凭借这个力量，他爬上了东北军事首领的宝座。[28]张作霖的军事力量不是按照中国官军的正规体系建立起来的，而是以地方民兵武装的形式组建的。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往往说他是靠土匪起家的。[29]然而，日俄战争爆发以前，张作霖的队伍被收编进入中国的东北官军之中，这便是他日后发迹，成为军事首脑的开始。逐渐地，他攫取了东北的军事大权，成为名扬四海的东北王。从1919年到1928年身亡，他实际上把东北变成了一个自治的独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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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自私的政治野心，张作霖对中华民族造成了许多损害；然而，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对外国人出让一寸中国领土。他把苏俄和共产主义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机智巧妙地抵制俄国和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吞食。然而，为了保存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地盘和实力，他选择了在南满地区与日本人合作的道路。他所经历的那段极为错综复杂的时代，把他塑造成一位十分矛盾的人物，他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极端自私自利、残酷无情的军阀，同时，也是一位最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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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第一次同社会革命运动联结在一起。这股民族复兴的运动首先在学生中兴起，然后迅速扩大到中国社会的其他阶层。激发和滋养这股民族情绪的不仅仅是国内人民对其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对外国列强所做出的屈辱性让步的义愤，而且还有国外的事件，尤其是1917年苏俄革命的成功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签署的《凡尔赛条约》竟无视中国的主权，将战败国德国的租界地、山东省的胶州湾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酝酿已久的反帝爱国情绪终于在“五四”运动中获得了发泄。[30]两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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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及其国民党追随者在苏俄的政治和经济支援的鼓舞下，于1923年与中国共产党结盟，并于1924年在中国南部的广州组建了一个革命政府。[31]国共两党携手并肩，共同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要求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故两党都获得了学生和知识界人士的热烈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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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受到新兴工业阶级的拥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工业强国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市场，致使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发展机会。由于这一发展，使中国的工商业人士充满信心和力量，他们确信，只要能够由一个可以保护其力量的政府出面领导实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民族工商业的前景就不可限量，中国的富强便指日可待。与此同时，城市劳工阶级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农民协会也已组建起来，他们都是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和复兴的力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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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联盟把这些新的经济力量和劳动者力量组合进民族运动之中，把反帝爱国的诸种运动融汇到一起，在中国历史上，由政党所代表的民族抱负第一次获得全民族的广泛支持。实现这一抱负和志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及其代理人——中国封建军阀，在一个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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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的壮举把中国现代史纳入了军阀时代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经历的时间很短，它从1926年旨在消灭军阀势力的北伐战争开始，到1928年中国名义上实现统一，建立国民政府为止。这一阶段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国民革命军与军阀军队之间展开的殊死搏斗。[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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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春，国共两党合作发起了一场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军事远征。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从其基地广东出发，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军阀武装见大势已去，纷纷放弃抵抗，加入革命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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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北伐期间，国共合作的前景令人担忧。随着北伐的深入，两党的关系却日趋紧张。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远比国民党更为激进的社会革命，共产党人在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中的宣传鼓动引起了国民党保守派的恐慌。况且，共产党的势力激增，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各部门中都占据了重要职位。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国民党左派和右派领袖之间展开的个人竞争，加剧了国共合作的两极分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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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革命力量发展到长江流域时，革命阵营终于分裂了，掌握着政府权力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由广东移到汉口，而掌握军权的国民党右派已看准了时机。1927年4月，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发起突然袭击，杀死数百名左翼人士，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劳工运动，实际上粉碎了中国的共产党组织，俄国顾问也被驱赶回国。自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便开始的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27年国共合作分裂。蒋介石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他成为国民党和军事力量的最高领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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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这些剧烈的变动之后，1928年4月，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重开北伐战火。最强大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把所有华北军阀置于他的控制下，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京中央政府的最高执政，试图对国民党的胜利进军做殊死的抵抗。北伐军浴血奋战，终于冲破层层防线，兵临北京城下。张作霖见颓势已无可挽回，遂于1928年6月3日决定撤离北京，逃回东北大本营。不料在回奉天的路上，遭到日本关东军的暗算。[35]尔后，阎锡山这位参加了北伐革命的原山西军阀占领了北京城，就是说，北伐战争大功告成，中国于1928年最终实现了统一，尽管这一统一仅仅是名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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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死标志着北洋军阀时代的结束，但是，军阀的影响仍继续存在。实际上，军阀的“残余因素”从此时起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就一直在威胁着中国。所以，军阀时代的第三个阶段，1928—1937年，便可算为“军阀残余”时期。[36]然而，1928年以后，大部分军阀头目或寿终正寝，或一败涂地。在中国的北方，只剩下三股重要的军阀势力，这便是西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和东北的张学良（其父张作霖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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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以“少帅”闻名于海内外，年仅28岁便当上了独霸一方的东北王，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军阀，也是“军阀残余”时期最有影响的风云人物。张学良与其父不同，他是新时代的人，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常常以“国难家仇丛集一身”的话来提醒自己，对日本人十分反感，不想步其父后尘，与日本人合作。经过一系列小心翼翼的谈判，他决定支持南京新政府，与国民党合作，遂于1928年12月在东北挂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但尽管如此，他仍不忘牢牢掌握一个军阀的命根子——军队，坚持把50万东北军掌握在他个人支配之下，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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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冯玉祥和阎锡山背叛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北京另外组建政府，与南京分庭抗礼。蒋介石费尽心机，说服张学良与他结盟，率东北军入关助蒋作战。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得以在这场著名的“中原大战”中击败冯、阎，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是现代中国军阀时代的最后一场大战，也是最残酷激烈的一次。这场战争的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军阀势力，冯玉祥的军事力量被摧毁了，然而，冯的同伙阎锡山和广西、广东地区的军阀却仍继续期待着有朝一日他们能东山再起。可是，他们逐鹿中原的梦想和期待却在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的枪炮声中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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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出于长期的霸占东北的欲望而一手制造的。一看到张学良投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阵营，日本人就开始宣称，它在东北地区有着许多特殊的、不可否认的利益。后来，日本人又变本加厉地断言，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所谓日本的“特殊利益”是建立在战略和经济两大因素基础上的。从战略上看，东北对日本至关重要，它位于朝鲜和苏联之间，占据了这块地区，向南可以直下中国的其他领土，向北可以横扫苏俄的远东地区，它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构成了一块理想的战略基地。从经济上来看，东北是一块富饶的宝地，它拥有辽阔肥沃的平原，适于各种农作物生长的土壤，茂密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煤、铁等矿藏，这些都是为战争和征服而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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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以其“特殊利益”为借口，指责南京和奉天的联合威胁了日本的国防。日本人从以往的条约中找不出能够证明中国政府曾允许日本使用东北作为反苏基地的任何条款，甚至是默许，他便无理地设想他有这种权利，并指责中国威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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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俨然像一个受害者一样，喋喋不休地抱怨中国违反了条约，尤其是宣传归还租界地和南满铁路，拒绝给予日本人在南满地区居住、旅行和租借土地的权利等做法，严重威胁了日本的安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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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的目标既已确立，日本便策划了一系列促进其实现的步骤。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在对待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策略是不一致的。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和1927年4月北伐战争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表面采取“善意”、“睦邻”的“亲善政策”。从1927年4月到1929年7月的田中内阁时期，日本采取了以准备对满洲使用武力为基调的“实际政策”[40]，这一“实际政策”的重点是必须把东北视为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一个特殊地区，进而，它包括一个明确的宣告，即从中国腹地扩展到满洲和蒙古的任何骚乱都是对日本特殊利益的威胁，日本将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防卫措施。[41]田中的这一政策还进一步明确表示，日本将单方面着手保护满洲的和平及秩序，这就不同于前一阶段只把日本的目标限制在保护日本在那里的利益的“亲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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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强硬政策，田中内阁便开始无限制地放手干涉中国东北的事务。田中内阁的计划是和平地进占东北，进而扩展到整个中国。通过与张作霖合作，把日本人在东北的权利扩展到最充分的程度。[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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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当张作霖在北伐战争中败给国民党军队以后，田中建议他放弃华北，宣告保护东北独立，把军队由关内撤回关外。这一建议起初引起张作霖的不满和愤怒，但是后来还是被采纳了。然而，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却日益不满田中内阁的合作政策，急欲使用武力占领全东北。一小撮关东军军官们在未经东京允许的情况下，密谋暗杀张作霖。[43]1928年这个阴险的密谋变成了现实。[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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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张作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政权，以便把东北从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正式分离出去。[45]这件事传到东京，日本的天皇、首相和陆相一致同意应采取严厉的惩治性措施维持军纪。然而，惩办肇事者的决定受到参谋本部的强烈抵制，由于在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下，田中内阁被迫于1929年7月辞职。他的后继者滨口内阁和若槻内阁重新奉行“亲善政策”，直到193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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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死后，其28岁的长子张学良继承他的地位，成为东北的统治者。和他父亲一样，少帅也不得不在东西两大强邻的威胁下小心翼翼地求得生存，因而他也奉行反苏和反日的政策。所不同的是，他比他父亲走得更远。1928年12月，他为了停止国内纷争，实现国家的统一，确保东北主权的完整以及他个人的利益，毅然决定与南京政府联合。为酬谢他的支持，南京委任他为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并继续把持东北三省及热河省的军政大权。通过这次合并，中国本土和东北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南京政府在东北的经济开发、商业贸易和财政金融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影响大大超过了日本。张学良元帅为了东北和中国本土的振兴，真诚地希望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当日本人发现他们已不能靠政治手段控制张学良时，便决定占领东北，搞垮少帅。然而，少帅张学良是一位铮铮铁骨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把命运交给日本人摆布，为了收复沦陷的东北故园，拯救垂危的中华民族，同时，也为了挽救自己的前程，他与命运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伟剧。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把这出以张学良政治生涯为主题的历史伟剧推向最高潮。此后，他便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也可能是永远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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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是短暂的，但也是辉煌的，他对中国现代史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共产党凭借因他而产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机绝处逢生，东山再起，终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所以周恩来曾将少帅誉为“千古功臣”；而国民党却因此而吃了大亏，斩草未尽，酿成大祸，最终断送了自己在大陆上的基业，故台湾有人称少帅为“党国千古罪人”。究竟为功为过，作者力图秉笔直书，千秋是非功罪，留待读者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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