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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这些剧烈的变动之后，1928年4月，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重开北伐战火。最强大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把所有华北军阀置于他的控制下，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京中央政府的最高执政，试图对国民党的胜利进军做殊死的抵抗。北伐军浴血奋战，终于冲破层层防线，兵临北京城下。张作霖见颓势已无可挽回，遂于1928年6月3日决定撤离北京，逃回东北大本营。不料在回奉天的路上，遭到日本关东军的暗算。[35]尔后，阎锡山这位参加了北伐革命的原山西军阀占领了北京城，就是说，北伐战争大功告成，中国于1928年最终实现了统一，尽管这一统一仅仅是名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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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死标志着北洋军阀时代的结束，但是，军阀的影响仍继续存在。实际上，军阀的“残余因素”从此时起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就一直在威胁着中国。所以，军阀时代的第三个阶段，1928—1937年，便可算为“军阀残余”时期。[36]然而，1928年以后，大部分军阀头目或寿终正寝，或一败涂地。在中国的北方，只剩下三股重要的军阀势力，这便是西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和东北的张学良（其父张作霖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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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以“少帅”闻名于海内外，年仅28岁便当上了独霸一方的东北王，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军阀，也是“军阀残余”时期最有影响的风云人物。张学良与其父不同，他是新时代的人，深受欧美文化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常常以“国难家仇丛集一身”的话来提醒自己，对日本人十分反感，不想步其父后尘，与日本人合作。经过一系列小心翼翼的谈判，他决定支持南京新政府，与国民党合作，遂于1928年12月在东北挂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但尽管如此，他仍不忘牢牢掌握一个军阀的命根子——军队，坚持把50万东北军掌握在他个人支配之下，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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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冯玉祥和阎锡山背叛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北京另外组建政府，与南京分庭抗礼。蒋介石费尽心机，说服张学良与他结盟，率东北军入关助蒋作战。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得以在这场著名的“中原大战”中击败冯、阎，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是现代中国军阀时代的最后一场大战，也是最残酷激烈的一次。这场战争的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军阀势力，冯玉祥的军事力量被摧毁了，然而，冯的同伙阎锡山和广西、广东地区的军阀却仍继续期待着有朝一日他们能东山再起。可是，他们逐鹿中原的梦想和期待却在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的枪炮声中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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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出于长期的霸占东北的欲望而一手制造的。一看到张学良投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阵营，日本人就开始宣称，它在东北地区有着许多特殊的、不可否认的利益。后来，日本人又变本加厉地断言，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所谓日本的“特殊利益”是建立在战略和经济两大因素基础上的。从战略上看，东北对日本至关重要，它位于朝鲜和苏联之间，占据了这块地区，向南可以直下中国的其他领土，向北可以横扫苏俄的远东地区，它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构成了一块理想的战略基地。从经济上来看，东北是一块富饶的宝地，它拥有辽阔肥沃的平原，适于各种农作物生长的土壤，茂密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煤、铁等矿藏，这些都是为战争和征服而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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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以其“特殊利益”为借口，指责南京和奉天的联合威胁了日本的国防。日本人从以往的条约中找不出能够证明中国政府曾允许日本使用东北作为反苏基地的任何条款，甚至是默许，他便无理地设想他有这种权利，并指责中国威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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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俨然像一个受害者一样，喋喋不休地抱怨中国违反了条约，尤其是宣传归还租界地和南满铁路，拒绝给予日本人在南满地区居住、旅行和租借土地的权利等做法，严重威胁了日本的安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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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的目标既已确立，日本便策划了一系列促进其实现的步骤。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在对待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策略是不一致的。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和1927年4月北伐战争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表面采取“善意”、“睦邻”的“亲善政策”。从1927年4月到1929年7月的田中内阁时期，日本采取了以准备对满洲使用武力为基调的“实际政策”[40]，这一“实际政策”的重点是必须把东北视为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一个特殊地区，进而，它包括一个明确的宣告，即从中国腹地扩展到满洲和蒙古的任何骚乱都是对日本特殊利益的威胁，日本将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防卫措施。[41]田中的这一政策还进一步明确表示，日本将单方面着手保护满洲的和平及秩序，这就不同于前一阶段只把日本的目标限制在保护日本在那里的利益的“亲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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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强硬政策，田中内阁便开始无限制地放手干涉中国东北的事务。田中内阁的计划是和平地进占东北，进而扩展到整个中国。通过与张作霖合作，把日本人在东北的权利扩展到最充分的程度。[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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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当张作霖在北伐战争中败给国民党军队以后，田中建议他放弃华北，宣告保护东北独立，把军队由关内撤回关外。这一建议起初引起张作霖的不满和愤怒，但是后来还是被采纳了。然而，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却日益不满田中内阁的合作政策，急欲使用武力占领全东北。一小撮关东军军官们在未经东京允许的情况下，密谋暗杀张作霖。[43]1928年这个阴险的密谋变成了现实。[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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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张作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政权，以便把东北从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正式分离出去。[45]这件事传到东京，日本的天皇、首相和陆相一致同意应采取严厉的惩治性措施维持军纪。然而，惩办肇事者的决定受到参谋本部的强烈抵制，由于在这一问题上争执不下，田中内阁被迫于1929年7月辞职。他的后继者滨口内阁和若槻内阁重新奉行“亲善政策”，直到193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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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死后，其28岁的长子张学良继承他的地位，成为东北的统治者。和他父亲一样，少帅也不得不在东西两大强邻的威胁下小心翼翼地求得生存，因而他也奉行反苏和反日的政策。所不同的是，他比他父亲走得更远。1928年12月，他为了停止国内纷争，实现国家的统一，确保东北主权的完整以及他个人的利益，毅然决定与南京政府联合。为酬谢他的支持，南京委任他为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并继续把持东北三省及热河省的军政大权。通过这次合并，中国本土和东北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南京政府在东北的经济开发、商业贸易和财政金融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影响大大超过了日本。张学良元帅为了东北和中国本土的振兴，真诚地希望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当日本人发现他们已不能靠政治手段控制张学良时，便决定占领东北，搞垮少帅。然而，少帅张学良是一位铮铮铁骨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把命运交给日本人摆布，为了收复沦陷的东北故园，拯救垂危的中华民族，同时，也为了挽救自己的前程，他与命运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伟剧。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把这出以张学良政治生涯为主题的历史伟剧推向最高潮。此后，他便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也可能是永远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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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是短暂的，但也是辉煌的，他对中国现代史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共产党凭借因他而产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机绝处逢生，东山再起，终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所以周恩来曾将少帅誉为“千古功臣”；而国民党却因此而吃了大亏，斩草未尽，酿成大祸，最终断送了自己在大陆上的基业，故台湾有人称少帅为“党国千古罪人”。究竟为功为过，作者力图秉笔直书，千秋是非功罪，留待读者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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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费正清等：《东亚•传统和演变》（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美国，波士顿，1973年，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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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使得日本政权从幕府手里重新归还到明治天皇手中，开始了日本的现代化过程。有关这一问题的详情，请见G.B.桑塞姆（G.B.Sansom）：《日本史》（History of Japan），美国，斯坦福，1936年，第3卷。另见W.G.贝斯雷（W.G.Beasley）：《日本现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美国，纽约，1973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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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关又名下关，是日本本洲西南部的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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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这一条约的文本，请见J.B.麦克米伦（J.B.Macmurray）：《1894—1919年对华及涉华条约和协定》（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form 1894-1919），美国，纽约，1921年，第1卷，第18—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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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辽东半岛归属日本。俄国对中国东北早有野心，他会同德、法两国进行干涉，联合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日本鉴于战争造成的困境，被迫应允，但须中国以相当款项补偿。中日遂签订条约，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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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中约（Immanuel C.Y. Hsü ）：《现代中国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美国，纽约，1970年，第413页。另见J.F.贝德雷（J.F.Baddeley）：《俄国•蒙古•中国》（Russia，Mongolia，China），英国，伦敦，1919年，第2卷，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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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义和团运动发源流行于华北民间的宗教秘密团体，其名称叫做义和拳，西方按字面意思译为“正义和谐之拳”（“Righteous and Harmonious Fists”），或简称为“Boxer”。它取“正义”、“和谐”之义，以一种中国拳的形式出现。信教人确信，在打仗时，通过一系列姿态和招式做准备工作，使心灵和肉体达到和谐一致，这样就可以达到刀枪不入的境界，从而无需惧怕外国人的洋枪洋炮。义和团运动的目标是驱逐外国人，杀死传教士。他们吸引了大批信徒，迫使清政府对其让步。他们围攻天津的外国机关和北京的外国使馆，随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背景、起源过程和后果，请见《义和团灾祸》（The Boxer Catastrophe），美国，纽约，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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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该条约叫做《普茨茅斯条约》，这份条约是日、俄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于1905年9月5日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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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奉天当时是东北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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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关这一条约的详情，请见费正清等：《东亚：现代的变迁》（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美国，波士顿，1965年，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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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展出文件第57号，第1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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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有关孙中山的生活，见霍华德•L.鲍曼（Howard L. Boorman）：《“中华民国”人名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of China），美国，纽约，1967—1969年，第3卷，第170—188页。有关孙中山先生生平的权威性著作很多，其中1977年出版的马丁•韦伯著《孙中山：不屈不挠的爱国者》（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是较好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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