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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大动荡、大混乱的时期，大小军阀割据一方，把中国分裂成许多独立的领地。各派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时分时合，忽聚忽散，使得当时的中国政局，呈现出一幅纷纭杂乱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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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西北军阀冯玉祥成了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的共同敌人。曾经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直奉两军，此刻捐弃前嫌，结成了攻击冯玉祥国民军的统一战线。[24]在这场战争中，张学良统率第三军，战功卓著。打败冯玉祥后，吴佩孚报请北京政府，授予张学良陆军上将军衔，张学良时年26岁。此后，他便在奉军内部逐渐获得了“少帅”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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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冬，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奉系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此后，张大帅又做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学良则以上将军团长的身份，统帅奉军主力，开始与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部队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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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由广东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正在挺进华北，而加入国民革命的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已兵临京津地区。“君临”北京的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号令奉军撤至关外，自己也顾不得全国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象征着社稷、权力的北京，于6月3日乘专车返回他的独立王国——东北。不料，野心勃勃、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再也不耐烦张作霖的回避、推托、装糊涂式的对日交涉方式，决定置他于死地。1928年6月4日，当专车就要驶进奉天车站时，轰然一声巨响，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粉碎，这位声威显赫、不可一世的大元帅，在逐鹿中原的枪林弹雨中安然无恙，然而却在自己的大本营里遭到日本人的暗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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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帅惨死之后，整个东北群龙无首，军界、政界的领袖们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挑选大帅继承人是最首要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大帅的长子，早就以“少帅”闻名的张学良应是东北新统治者的法定人选，大多数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然而，事实却不尽其然。年仅28岁的张学良远不能一帆风顺地继承父业，相反，他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少帅没有老帅那种绝对的权威，他并不是东北新主人的唯一人选。例如，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德高望重，深得人心。他虽然与张作霖并不沾亲，但同姓一个张字，是大帅最亲密的结拜兄弟。大帅的总参议杨宇霆精明干练，足智多谋，颇具安邦治国之雄才大略，深为大帅所倚重，多年来掌管中枢，在东北形成了庞大的势力。他们都是张学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东京的日本政府官员和南满的关东军密切注视着东北的新动向，竭尽全力干预东北的政权转移。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进一步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因此，他们急欲挑选出一个代表日本利益的继承人，在这一地区创造一个傀儡政府。由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和实力，获得他们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杀父之仇，日夜煎熬着少帅的心，只是考虑到东北特殊的历史背景，他才忍气吞声，对日本人隐忍不发。出于这种反日情绪，他没有向日本人寻求一点帮助。[26]过去在张作霖强有力的统治下，军队中几乎从未发生过反叛事件，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可说是仅有的一次例外，他是由于与冯玉祥合作，而由南方输入到东北来的。[27]大帅生前，关外东北一直是一个相对安定和睦的独立王国。可是在他去世之后，地区间的不和、派系间的纷争开始表面化了。一时间谣言四起，飞短流长。有消息说张作相正在与张学良进行一场争夺东北领导权的斗争；另有人说，张学良不过是先大帅的总参议杨宇霆手中的一个傀儡。这些谣言有些出自日本人之口，有些则是由地方政客和各竞争派系的支持者们捏造出来的。[28]有些报刊报道说，关东军赞同杨宇霆做张作霖的继承人；有些报道甚至还暗示，杨宇霆参与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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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作霖遇难之时，张学良仍在北京，他和杨宇霆所统帅的奉军主力三、四军团为全军押后阵，掩护自1924年以来陆续进关的东北奉军撤退。[30]少帅获悉了父亲遇难惨死的噩耗之后，便与杨宇霆秘密地离开了北京，来到位于直隶（后改为河北省）北部山海关附近的滦州，这里是奉军张学良所部的司令部。少帅在滦州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最后，张、杨以及其他军事要人决定，少帅立即返回奉天主持大局，杨宇霆则继续留在关内，指挥撤军事宜。[31]少帅归心似箭，为预防重蹈其父亲的覆辙，他微服秘密出关，装扮成一个普通士兵，混在运送军队的军用列车之上，终于平安抵达奉天，免遭日本人的毒手。[32]与此同时，奉天公安局长臧士毅等人巧设妙计，密不发丧，并扬言大帅的伤情正在好转，已接近康复，以此迷惑日本人，使之不敢轻举妄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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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局势确是万分危险，大帅猝死，东北军政失去重心，人心涣散；奉军主力尚在关内，东北兵力空虚；关东军整装待发，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举事发难。少帅回到奉天之后，一面尽可能继续隐瞒大帅的死讯，一面迅速巩固自己在奉天的个人地位，以便确保他能控制东北的军政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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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官方隐瞒实情，秘而不宣，但对密切关注此事的中国政界来说，少帅的计谋很快就成为公开的秘密。6月中旬，张学良完成了政治上的准备和安排，军事上也基本部署就绪。6月19日，大帅府终于开始非正式地透露了大帅张作霖的死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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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东北军队已基本上撤回奉天。6月16日，在一次高级会议上，由臧士毅提名，全体一致通过少帅为奉天督办。[35]第二天正式宣布了任命。6月19日，张学良宣誓就职，并兼任由17个权威人士组成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东北军界的主要将领之一万福麟将军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的督办，代替了与张作霖同车炸死的原黑龙江省督办吴俊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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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少帅执掌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但还远未成为张作霖权力的继承人，吉林和黑龙江仍在他个人管辖范围之外。少帅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公开与吉林省督办张作相竞争，他就很可能遭到失败。张作相是他父亲的老伙伴，鉴于他的资历和声望，以及他在东北军界、政界领袖中的好人缘，他在东北会受到更广泛的拥戴，年轻的少帅恐怕不是对手。然而，张学良并未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争夺东北的最高权力，而是谦恭地请他出任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这一东北最高统治者的新官衔。张作相乃是忠厚长者，他岂能辜负自己多年相随的老首领。于是，张学良的正统地位发挥了作用，他沾了其父帅的光。张作相非但拒绝接受这一职务，而且极其动情地发誓：他要像忠诚老帅那样辅佐少帅，支持张学良。杨宇霆也发布通电，表示要以东北三省大局为重，拥立“汉帅”（少帅字汉卿）。[37]少帅对张作相谦让有理，对其余的人可就当仁不让了。于是，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38]同时兼任奉天东北大学的校长。自此，“少帅”这一非正式的但极为流行的称呼才算具有了名副其实的意义。张学良终于成了老帅的继承人，开始了统治东北的少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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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北平，1937年，第3页。另见霍华德•L.鲍曼：《“中华民国”人名辞典》，第1卷，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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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忏悔录》（以下简称《忏悔录》），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9月，第33期，第50页。《忏悔录》是张学良的撰文，披露了一些有关他自己和“西安事变”的资料。文章是以“忏悔录”的体裁写的，原载于台北《希望》杂志，1964年7月。这篇文章刊出后，该杂志即被台湾当局查封。然而，此文已被香港、美国一些杂志、报纸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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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卓然前引书，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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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爱尔德（James Elder），英国人，其父为北宁铁路的总工程师，也是大帅张作霖的亲密顾问。爱尔德与少帅自幼一起长大。大帅去世后，爱尔德实际上成了少帅的私人管家。他多次去美国投资，特别是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之后。见《纽约时报》，1936年12月19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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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学良：《忏悔录》，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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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访张学良部下王铁汉将军，台北，1977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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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中国的第一幕》（First Act in China），美国，纽约，1938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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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直皖战争，是1920年7—8月在华北军阀之间爆发的一场战争，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则以冯国璋、曹锟和吴佩孚为首，双方展开激战。关于这场战争的详情，见李剑农：《中国政治史》，第2卷，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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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1928年7月14日，第217页。另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沈阳，1986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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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司马桑敦等：《张老帅与张少帅》，台北，1984年，第17页。另见《辽宁文史资料》，沈阳，1985年，第6辑，第40—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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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详情，见司马桑敦前引书，第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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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详情，见司马桑敦前引书，第19—22页，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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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创立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其主张是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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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有关郭松龄倒戈的详情，见王铁汉：《东北军事史略》，台北，1968年，第30—61页。另见郭大鸣：《先兄郭松龄将军传》，载台北《传记文学》，第16卷，第2号，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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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卓然前引书，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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